碳匯與碳匯生產。這里的“碳”指二氧化碳(CO2),它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地球持續暖化和全球氣候惡化的“元兇”。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最根本、最有效的辦法是節能減排,但在此基礎上培植、壯大和合理開發利用自然生態系統的自凈能力,也能在較大程度上控制大氣CO2含量,如發展林草業、增加植被覆蓋,就屬于典型“綠色”吸碳、固碳和轉化CO2行為。科學研究表明,林木蓄積量每增加1m3,大約可以吸收CO21.83 t,釋放氧氣1.62 t(趙雁屏 等,2012)。全球生態系統的碳儲量,森林占39%~40%,草地占33%~34%,農田占20%~22%,其他占4%~7%(齊惠,2012)。在草場方面,每hm2天然草原固碳能力為1.5 t,相當于每年減少CO2排放量6.9t。由此推算,中國4億hm2草原固碳能力為6億t,相當于減少CO2排放量27.6億t,大約能抵消我國全年CO2排放總量的30%(勿日汗 等,2010)。這種主要利用綠色植物光合作用吸收轉化空氣中CO2的過程、活動與機制,被《京都議定書》定義為“碳匯”(Carbon Sink)。相應的,本文將培育和壯大自然生態系統吸碳、固碳和轉化CO2能力的人類行為稱為“碳匯生產”。

        生態環境的這種自凈能力是一種可以開發利用的資源,即環境容量資源。它們可以用來清除、稀釋污染物,支撐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可以提供清新空氣、優化自然景觀,開展旅游休閑,發展生物產業;等等。因而,碳匯具備了“有用性”。同時,在資源瓶頸、生態危機和環境公害凸現與頻發的當代經濟體系中,環境容量資源顯然是一種優質的稀缺資源。“有用性”和“稀缺性”使碳匯產生了價格,具備了商品屬性和交易功能。

       碳匯貿易實質上既是一種排污權交易,更是生態服務價值的有償轉讓,是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兩種行為的專業分工和區域布局。因為碳匯買賣雙方交易的實體是生態系統的衍生產品,即生態服務,并非吸碳固碳主體(如草、木、土壤等),所以,準確地說,碳匯貿易應該是一種碳信用交易。

       與有形物質產品一樣,碳匯生產與碳匯貿易屬于碳匯產業的兩個核心組成部分。其中,碳匯是植被吸碳的一種自然能力,它既是植被產權擁有者開發利用碳匯的前提條件與物質基礎,也是碳匯貿易的交易主體。碳匯形成與壯大主要通過種草植樹以增加陸地綠色覆蓋來實現。通過發展林草業形成強大的碳匯能力,可以為本地產業、城市發展及人類生活提供巨大支撐,我們將這部分碳匯稱為“自用碳匯”,體現為一次產業。而當地暫時不想開發、不能開發的剩余碳匯資源將進入流通領域,稱為“交易碳匯”,歸入三次產業范疇。這樣看來,碳匯產業融一、三產業為一體,充分體現和順應了“一三融合,三產互動”的現代農業發展方向和現代經濟的產業融合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