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波恩氣候談判的196國代表達成了最低程度的草案，承諾在年底巴黎氣候大會開幕前至少一個月，拿出一份先行方案。這應該是個好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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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11月30日至12月11日舉行的巴黎聯合國氣候大會，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提出的目標，即達成一項抑制全球變暖的歷史性協定，確保地球升溫不超過工業革命前2攝氏度，防止地球氣候因溫室氣體而受到潛在的毀滅性破壞。

歷史性的協定需要接力式的努力。6月11日在德國波恩結束的2015年第二輪聯合國氣候談判，達成了一項內容龐雜、許多地方含混不清的草案。但在法國氣候談判代表托比安娜看來，“波恩談判的結果沒有讓我們感到失望或者受挫”。她認為照此發展下去，巴黎氣候大會前應該拿出一份像樣的方案。

法國外長、巴黎氣候會議主席法比尤斯稍早前表示，為避免把所有難題都拖到巴黎峰會最后一刻，法國希望各方最早能在10月達成一份事前協議。而按照此前利馬氣候變化大會達成的協議，各國應在10月1日前提交各自的減排方案，即“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留給巴黎氣候大會的時間已不多了，就目前有限的進展而言，還有三大疑問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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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達成具法律效力的協議

巴黎氣候大會有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達成一個適用于所有締約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

目前，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強制性量化安排的協議，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其第二承諾期將于2020年到期。倘若巴黎氣候大會能達成一個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意味著2020年后還會存在一個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氣候協議。

法國外交與國際發展部相關人士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表示，三個方面的原因讓法國對巴黎氣候會議達成協議充滿信心：科學上已經證明全球氣候變化是不爭的事實，世界各國必須采取統一的行動；經濟上看到了新技術的發展，這讓所有國家都相信人類有能力把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政治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拿出了減排的決心和力度。

的確，歐盟和中國、美國在減排方面都表示出了很高的意愿。在去年10月的歐盟峰會上，歐盟確立了具有約束力的減排計劃—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0%，到2050年，這一目標為80%~90%。而去年11月中美就減排發表聯合聲明，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范圍減排目標并將努力減排28%，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這些承諾無疑給巴黎氣候會議帶來了很大的預期。

一項數據似乎對巴黎氣候大會也是個利好，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前，各國只有不到40條與清潔能源或氣候變化相關的法律或法規，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6月將匯總的各國相關法律法規達到800條左右。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世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烈。

技術的進步（如碳捕捉和碳封存、清潔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大國的承諾，再加上對全球變暖的擔憂，使得巴黎氣候大會達成協議看起來順理成章。但美國中途退出《京都議定書》的事實也在提醒主辦方，要想達成一個適合所有締約國、具有法律效力的氣候協議，還需要解決好“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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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提交“國家自主決定貢獻”

去年底的利馬氣候大會盡管將“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納入決議，要求各國在今年早些時候制定并提交2020年后的減排承諾，但各方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仍存爭議。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歷史上大量排放了溫室氣體，因而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發達國家則認為，發展中國家目前階段排放的溫室氣體更多，在減排上應該做得更多。

法國總理外交顧問羅馬岱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也認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在他看來，發達國家污染歷史較長，發展中國家污染歷史較短，理應得到區別對待。而且，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做出減排承諾，一方面進行能源轉型以適應氣候變化新情況，所作的努力甚至要高于發達國家。他還舉例說，法國作為工業大國，其承諾當然不能和非洲相提并論，區別對待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并不是所有發達國家代表都這樣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持的觀點是：未來所有國家將通過相同的國家自主決定的方式確定其“貢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沒有絕對的區分，每個國家貢獻的區別只是體現在自主決定上。這顯然是有意淡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無視經濟體量的懸殊差異，導致減排量的目標也應該有所區別。

法國可持續發展和國際關系研究院氣候項目主任托馬斯·斯邦塞對《南風窗》記者分析說，之前的協議把包括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比較富裕的國家和非洲一些國家同等對待，這有失公平。而且新興國家人口多，人均碳排放量要遠遠低于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這些都要綜合考慮。

此外，各國對“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發展中國家強調，“貢獻”在減排之外，還應包括資金和技術的轉讓等。但有的發達國家只強調減排，淡化資金支持、技術轉讓，甚至以知識產權為借口，拒絕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讓。

盡管分歧眾多，但根據法國外交系統的初步數據預測，有九成左右的國家可以在10月底之前公布自己的自主減排貢獻，這大大增加了法國對會議取得成果的信心。如果啃下了“國家自主決定貢獻”這塊“硬骨頭”，剩下的另一大挑戰就是遏制氣候變化所涉的融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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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兌現“綠色融資”承諾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綠色氣候基金”首次被提出，按照協議，發達國家應在2010年至2012年出資300億美元，作為綠色氣候基金的快速啟動基金，并在2013年至2020年間，每年出資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然而，“綠色氣候基金”啟動資金僅籌得93億美元，直到去年的利馬大會期間，基金總額才勉強超過100億美元，與協議要求相去甚遠。

充裕的資金是實現低碳轉型的前提條件。托馬斯·斯邦塞坦言，目前巴黎氣候大會的挑戰主要就是融資：發達國家是否會繼續提供資金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中國家質疑發達國家籌措資金的意愿，發達國家則希望發展中國家也要出資，法國要想在巴黎氣候大會上督促發達國家兌現每年1000億美元的承諾，難度可想而知。

意識到“綠色融資”不能完全寄望于空頭支票，法國希望尋找一些新的融資方式。法國外交和國際發展部相關人士告訴《南風窗》記者，巴黎氣候大會的目標之一就是鼓勵公共部門、私營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參與“綠色融資”。為此，法國已先行一步，如法國政府要求法國開發署提供的資金中至少有50%用于能對環境產生積極影響的發展項目。去年，法國開發署還發行了10億歐元的10年期“氣候債券”，為氣候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毫無疑問，這些融資有利于遏制氣候變化。但驅動這些投資的主要因素是利潤，而不是環境惡化，因而要想吸引風險投資基金加入出資行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只有服從大自然，才能戰勝大自然。”先哲達爾文關于保護大自然的警示，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暖的挑戰，不無方法論的意義。但對于何謂“服從大自然”，各方卻有著不同的解讀。在剛剛結束的波恩氣候談判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警告說，如果各國不遵守哥本哈根的2攝氏度目標，巴黎會議將很難達成更廣泛的氣候協議。

幸而，參與波恩氣候談判的196國代表達成了最低程度的草案，承諾在年底巴黎氣候大會開幕前至少一個月，拿出一份先行方案。這對將在巴黎登場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來說，應該是個好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