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沒有人反對。”當地時間12日晚，法國外長法比尤斯用力敲下法槌的那一刻，坐滿近200個國家和地區談判代表的巴黎北郊勒布爾歇會場出現了片刻的寂靜。歷經20多年的全球博弈，成功在這一刻卻來得如此之快。
新的全球氣候變化協定，就在隨后迸發的歡呼、淚水、擁抱和數千名外交官間的相互致意中誕生了。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6年之后，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終于迎來了轉折點。
這份《巴黎協定》，包含了近20年間氣候政治中各方力求推動的“長期目標”、“氣候資金”、“行動力度”、“透明度”和“適應(行動)”等五大關鍵要素，是第一份全體締約方通過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引發全世界關注的是，各方決定“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使人為
碳排放量降至森林和海洋能夠吸收的水平)”。
正如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所說，此次《巴黎協定》的重要意義在于，為2020年后全球參與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采訪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勛爵表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在同氣候變化的斗爭中，《巴黎協定》是一個轉折點，該協定為各國加速長效的低碳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機遇。”
中國低碳轉型之路愈加明朗
全球氣候協議達成后，解振華在大會發言中表示，《巴黎協定》是一個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傳遞出了全球將實現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強有力積極信號。
解振華表示，中方熱烈祝賀《巴黎協定》獲得通過，雖然協議并不完美，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內容，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向前走出歷史性一步。他強調，一分綱領，九分落實。協定已經談成，下一步的關鍵任務是落實。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既是推動本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解振華表示，中方將主動承擔與自身國情、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相符的國際義務，繼續兌現2020年前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積極落實自主貢獻，努力爭取盡早達峰。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氣候、能源與環境高級顧問楊富強對記者說，巴黎大會再次印證了中國在氣候議題上的姿態越來越開放與自信，在南北方國家之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協調作用，促進了不同集團陣營的互信與共識。
由于人口、經濟體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總量巨大，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戰略影響。2014~2015年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名字與氣候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鍵時期，無論是中國提出爭取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峰值，還是全國碳
市場啟動時間表出臺，以及中國將為南南合作出資31億美元，都是由高層領導人宣布的。
事實上，中國的低碳發展和能源轉型之路正愈加明朗。在10月底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綠色發展已成為未來五年規劃的主要戰略之一。
楊富強說，2016年開始的“十三五”規劃，有望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的管理方式。將于2017年啟動的
碳市場，以及繼續推進的
電力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大力發展，都將成為中國進一步深化低碳轉型的重要推手。
中國的目標是在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煤炭消費量持續走低，同比下降明顯，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或已在2014年達峰。現階段，國內就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推進能源轉型展開多種舉措，有望在2020年實現煤炭消費在總能耗中的占比從2014年的66%下降到57%，提早實現碳排放峰值。
創綠中心研究院研究員李莉娜表示，應對氣候變化，要求減緩和適應兩條腿走路。適應
問題對中國而言也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
2013年7月，發改委會同環保部、科技部、國土部、財政部等多個部委組織起草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3-2020年)》，制定了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的戰略部署，2013年底，發改委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
“總體來看，中國的適應工作尚有很長的路要走。”李莉娜認為，目前適應工作在機構設置、組織管理和工作內容上都還比較分散，缺乏總體統籌、地方各級各部門的落地以及與其他相關工作的銜接，具體的資金、技術支持和保障尚未明確。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力量、科研機構、非政府組織等都應該在不同層面發揮重要的
政策建議、科學研究和落地項目等作用。
“展望未來，氣候議題在內政和外交上的黏合性將越來越強。”楊富強說，相信在政策、技術、市場和社會的多方合力下，中國將能夠全面協調好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探索符合自身發展階段和國家情況的轉型道路，并為全球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提供支持和幫助，樹立良好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