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對壘”一詞來形容火電與其他清潔能源的之間的關系，可能已并不算過分，尤其是在用電量需求增長放緩的宏觀大背景下。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賀禹則直言不諱的表示，用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已是我國能源改革的共識。目前棄風、棄光現象已經很嚴重，又出現了棄核的苗頭，協調發展、綠色發展任重而道遠。
來自媒體的報道顯示，包括賀禹在內的多位來自核電利益相關方的政協委員聯名建議，從
政策上明確核電按基本負荷方式運行，確保核電滿發、多發，發揮核電在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
無獨有偶
同樣是在今年的兩會上，來自光伏企業的兩會代表，也公開為行業目前存在的“限電”、補貼拖欠等
問題積極發聲。
綜合來看，無論是最近新掛牌的兩大
電力交易中心的職能定位，還是此前出臺的一系列圍繞電力體制改革的文件，政策上的天平，其實一直都是向清潔能源傾斜的。
不過，在經濟放緩大背景下所帶來的就業等問題的綜合考量下，尤其是在部分清潔能源依然要靠大量補貼才能生存的情況下，與火電開始直接發生利益沖突，清潔能源的勝算如何，顯然是個未知數。
直面對壘
在總體需求放緩的情況下，清潔能源與化石能源的關系也開始變得緊張。
作為核電企業的兩會代表之一，對于當前核電的發電情況，賀禹顯得并不太滿意。
在他看來，現在一些建成投產的機組被要求參與深度調峰，甚至長時間停機備用，并不符合核電技術、安全、經濟、環保的產業特點。因此，核電機組就不應參加調峰，不應該頻繁進行負荷調整。
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核電平均利用小時數較上一年下降437小時，降幅達到5.6%，相當于少發125億度電，有的核電機組平均利用小時數已經低至5000小時。
與核電相比，在限電方面最有發言權的，光伏電站顯然要算一個，這也是今年光伏界兩會代表較為關注的話題之一。
在破解限電問題上，全國人大代表、晶澳太陽能董事長靳保芳建議，從法制和政策上保證可再生能源全額收購有效落實；改善能源消費觀念，保證新能源電力消費優先權；加強電網基礎設施建設，優化電網結構，提升輸送能力；限電地區合理分配指標，按可并網容量指導企業裝機，保證全額上網；優化能源制造與消費結構，提升電力消納能力。
除了直面表面問題外，此次參會的清潔能源企業代表，也指出了整個電力行業中不公平競爭的關鍵所在。
賀禹就表示，目前我國的電價形成機制中缺乏環境成本因素，煤炭的環境外部成本沒有內化，清潔能源環保價值未得到體現。與此同時，清潔能源的環保價值也未納入價格，這導致價格信號的失真和價格機制的扭曲，不利于
節能減排和清潔能源發展。
“在這種價格刺激下，我國煤電行業繼續快速擴張，核電、風電、光伏等低碳清潔能源裝機發電利用小時數持續下降，出現了棄風、棄光和棄核現象，能源結構轉型面臨逆向替代的可能。”賀禹表示，能源供給側改革必須考慮環境成本在內，解決清潔能源上網難的問題，鼓勵多發、滿發。
環保部環境規劃研究院與能源基金會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煤炭開采、
運輸及使用三個環節上，外部成本分別為每噸68元、52元、85元，但這些環境外部成本并沒有充分體現在當前的煤炭價格中。
天平向誰傾斜？
就公開信息來看，無論是最近新掛牌的兩大電力交易中心的職能定位，還是此前出臺的一系列圍繞電力體制改革的文件，政策的天平，其實一直都是向清潔能源傾斜的。
比如，在最近掛牌的
北京、廣州兩大交易中心的組建方案中，其中的一個職能，即是促進清潔能源大范圍消納。
類似的信息還有，在此前發布的系列電力體制改革的配套文件中，也無不給予包括光伏在內的清潔能源更多的空間，包括賦予新能源“優先發電”的權利，以及建立電力用戶參與的輔助服務分擔機制，積極開展跨省跨區輔助服務交易，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等等。
對于清潔能源而言，盡管有著政策上的傾斜以及環保的需要，但在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尤其是部分清潔能源依然還要靠大量補貼才能生存的情況下，此時與火電開始發生直接的利益沖突，綜合來看，其勝算顯然不大。
即便拋開依然需要依靠政府補貼這條不論，對于清潔能源而言，最大的劣勢在于就業的拉動方面。
根據人社部披露的數據，初步統計，全國煤炭行業化解產能過剩，涉及約130萬人需要分流安置。這130萬人還僅僅是對應的此次去產能的就業人員，整個煤炭行業對應的就業人員肯定要比這大得多得多。
盡管發電不是煤炭的唯一需求，但在就業問題越來越受關注的當下，這顯然將成為火電企業生存的主要籌碼。
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新增電力裝機12974萬千瓦，其中火電6400萬千瓦，同比增長33.6%。
原標題：“發電權”爭奪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