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碳減排的規律、以及國內外轉型經驗，中國不太可能在“十三五”期間達到碳排放峰值，但可以制定階段性目標。根據我們的測算，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特別是人口政策變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以及消費方式轉變等，未來中國人口、主要資源及污染物排放大多會在2030年前后相繼達到峰值或平臺期。而在考慮減排政策的條件下，碳排放峰值很有可能出現在“十六五”期間（2031-2035）。所以，本著“踮起腳能夠到”的原則，經過“十三五”試點，“十四五”過度，在“十五五”末實現碳排放峰值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可考慮把實現碳排放峰值目標年份定在2030年。

       當然，比確定峰值目標年份更重要的是如何實現目標。這包括制定實現峰值的具體時間表、路線圖，以及如何分擔額外成本，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獲取未來競爭力等等。目標必須與實現路徑、成本、技術、制度、政策、管理能力等有機結合起來才有意義，這些問題和各類峰值相互關聯，需要系統解決方案。否則，理想的目標只能是討口彩的政治口號和空中樓閣。

       從“十一五”開始的節能減排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主要還是靠行政性手段。“十二五”其間增加了約束性指標，強化了綠色低碳發展，解決方式還是延續的傳統路徑和體制機制，很多舉措都還不是制度化的東西，包括統計、考核、標準等制度體系并沒有完善。

       因此，對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長期目標來說，最初的階段性規劃并不是一定要達到一個很高的量化目標，而是為今后的工作打好制度基礎，只有通過制度才能不斷規范和轉變我們的行為，實現長效的目標。而制度建設需要依靠改革和創新，尋找新的思路和替代方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