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綠色金融的最大好處在于，一方面，通過創新投融資體制和機制，可以為環境保護部門輸血，也就是“加杠桿”。另一方面，綠色金融可以為眾多產能過剩部門“減杠桿”，簡單而言，就是要通過環境規制和標準將市場資金從傳統的制造業部門擠出來。要做到這一點，除了政府部門的環境規制之外，更離不開金融部門和市場的相應支持。

在剛剛結束的G20會議上，綠色金融議題是一道非常亮麗的風景線，吸引了眾多關注。G20公報中的第21小節，專門圍繞綠色金融總結了本次會議所取得的共識：共同擴大綠色投融資，共同應對綠色金融的挑戰，積極引入私人部門，鼓勵各種合作與共享。

為了推動綠色金融積極健康發展，需要了解和梳理清楚以下問題：綠色金融之于環保的本質是什么，我們積極倡導綠色金融的用意何在，發展綠色金融可能會給經濟與環境帶來哪些挑戰等。

根據相關研究文獻，綠色金融概念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金融部門開始介入環境保護的過程中。從投融資、金融創新等方面為環境保護提供支持，成為環境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補充力量。稱之為“補充”的原因在于，自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在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掀起環境保護運動以來，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金融部門與環境保護部門以及環境經濟部門并沒有迅速地走到一起。反過來，限于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非?！昂腻X”的公共部門，以賺錢為己任的金融部門在一開始顯然并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換句話而言，從資本的角度看，其發展目標與環境保護的目標本身是背道而馳的。在容易賺錢的私人產品市場沒有飽和之前，它絕不會輕易地向不容易賺錢的公共產品市場進軍，比如一些典型的公共事業部門。

基于這樣的現實原因，在環境與金融的互動中，前者顯然相對比較被動。環境保護部門無法進行自我創新來設計出一套兼顧環境與經濟的機制，從而選擇了一條強化環境規制和控制，并適當借助于環境稅、排污權交易、推動產業和技術發展等環境經濟政策工具的綠色發展道路。這也正是綠色金融（彼時稱為“環境金融”）在早期發展受限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段環保歷程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盡管當下的綠色金融方興未艾，但這不代表綠色與金融就是天生的孿生兄弟。從內在的關系看，它們之間的關系原本并不融洽。

那為何在一夜之間，從西方到中國，綠色金融能夠快速崛起？在西方發達國家，有關綠色金融的理論與應用體系逐步完善；在中國，有關綠色金融的實踐甚至遠遠走在了理論和政策之前。僅在2016年的前9個月，中國新發綠色債券規模達到了120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同期總量的45%。當然，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的發展有著截然不同的原因。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過上世紀60年代的思想動員、70年代的制度動員、80年代的經濟動員，到上世紀90年代，環境問題得到基本解決，環境政策和制度框架日漸成熟，而經濟發展也逐步走出了環境困境，越過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頂點，進入了環境與經濟齊頭并進的發展階段。應該說，此時環境保護這個板塊已經在經濟意義上實現了常態化，其外部成本的內部化水平也得到極大提升，環境產品的影子價格逐步得到還原，公眾的環境消費意識和能力都空前高漲。這樣一來，從金融部門的視角來看，大力挺進環境產業和投資部門的基礎已經夯實，時機已經成熟，那就是用綠色的標準來約束投融資行為已經變得“有利可圖”，由此，各種道德投資的理念也開始逐步盛行。

在此背景下，綠色金融其實已經演化為一種真正的競爭力，金融部門顯然不會無視這一新的競爭力發展趨勢。當然，上世紀9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本土興起綠色金融還離不開另一個背景，即彼時國際經濟加速進入全球化時代，逐步飽和的傳統制造業產業開始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其實也為綠色金融體系在發達國家本土的發展創造了空間和條件。當然，故事的另一面是，盡管綠色金融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有著較早的歷史，但基于同樣的邏輯，除了少數幾個有關國際環境合作的項目之外，綠色金融的理念并沒有在上世紀90年代隨同經濟的全球化普及到發展中國家。

在中國，對綠色金融的相關應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但一直到2013年左右，綠色金融才真正迎來發展的良機。其直接原因在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實則為金融部門與環境保護部門的結合奠定了至關重要的理論基礎。如果將環境質量也視為一種要素，如何通過市場來優化其配置？答案很簡單，那就是要借助于市場的工具，以及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來實現這一點。作為市場中重要的資源定價者和配置者，金融部門無疑首當其沖。當然，僅僅有這一點還不夠，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過去的數十年里，經濟的快速增長留下了大筆環境欠賬，在環境與經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現在必須還上這筆歷史欠賬。

如何還上這筆欠賬？和西方發達國家當年的情景不同，目前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留給我們進行環境治理的時間并不多，必須在進行環境意識動員、制度動員和經濟動員的同時同步引入市場化工具，由此，綠色金融應運而生。經過西方發達國家多年的發展，引入綠色金融的最大好處在于，一方面，通過創新投融資體制和機制，它可以為環境保護部門輸血，也就是“加杠桿”。據初步估計，在當前，環境保護的各種資金缺口大約在4萬億元～5萬億元左右，而政府性投資僅能解決其中的15%～20%，其余的缺口怎么辦？只有動員私人部門加入。而沒有金融工具的支撐，私人部門的積極性恐怕也不高。另一方面，綠色金融其實可以為眾多產能過剩部門“減杠桿”。簡單而言，就是要通過環境規制和標準將市場資金從傳統的制造業部門擠出來。要做到這一點，除了政府部門的環境規制之外，更離不開金融部門和市場的相應支持。

當然，在綠色金融的發展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正如G20公報中所言，“綠色金融的發展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環境外部性內部化所面臨的困難、期限錯配、缺乏對綠色的清晰定義、信息不對稱和分析能力缺失等”。其實，最核心的問題在于，金融如何為環境產品和服務進行定價？不論是傳統的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硫，還是新興的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碳，其真實價格既取決于排放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也與其減排的機會成本相關。如何準確計算這些成本的規模至今仍然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黑匣子?？梢哉f，缺乏對這些成本科學的估計，金融部門有可能在外部性內部化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的情況下低估或高估環境產品和服務的價值。不論是哪種情況，都是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極大隱患。而應對這些挑戰的基本原則就是，在發展綠色金融的過程中秉持環保的基本要求，遵循環境的發展規律。

總之，經歷經濟增長下滑后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復蘇之際，我們將著眼于綠色發展，推動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綠色化，金融部門也將迎來一次綠色金融大發展的良機。在探索內在規律和機制的基礎上，推動綠色金融的健康發展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