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協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和增長，需要協同當代人和未來一代人的發展利益，也需要協同本國不同階層人群的發展利益。

　　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增長之間是什么關系？這是長久以來應對氣候變化經濟學和全球氣候治理等學科領域爭論不休的話題之一。

　　2021年世界經濟論壇的《首席經濟學家展望報告》在開篇便指出，疫情影響尚未消弭的當今世界，各國經濟仍未恢復平穩發展，而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日益顯著，決策者無法繼續視而不見。成本是可見的當下，而收益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如何安全有效、公平合理地應對氣候變化，各國決策者均應審慎決策。

　　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示意，隨著經濟增長，局地污染物的排放會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高度的經濟發展會提高環境意識、環境規制水平和環保技術，局地環境退化的情況會得以改善。當經濟增長和污染物排放“脫鉤”時，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實現協同。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局地污染物和經濟增長“脫鉤”是有跡可循的。

　　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導致其經濟從重農轉向了重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帶動了經濟飛速增長。制造業高碳強度的特征導致經濟增長與排放增加高度相關。有學者研究顯示，1850年到1985年英國人均GDP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增長了516%和354%。1985年左右，英國的碳排放和經濟增長實現“脫鉤”，人均GDP達到16667英鎊。“脫鉤”后，英國生產側二氧化碳排放在1972年達峰，算上上游隱含碳的進口，英國消費側二氧化碳排放達峰時間為2007年。達峰后，英國二氧化碳排放緩步降低，這個過程中，英國人的環保意識水平和政府環境規制水平都得以提高。

　　根據英國《氣候變化法案》（2008），英國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凈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降低至少80%。2019年英國修改了《氣候變化法案》，正式確立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目標。

　　通過環境政策和國際投資貿易政策的組合，英國的經濟結構從以碳密集的制造業為主轉向了以碳強度較低的服務業為主；英國的能源結構從以煤、氣等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了主要依賴可再生能源。本國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的同時，英國也收獲了“走出去”的技術和資本，進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完成了能源、產業和經濟結構的三重轉型。從數據上看，到2016年，英國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已經下降了35%，同期人均GDP增長了45%。

　　然而，發達國家的經驗是否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還需仔細分辨。如英國的環境保護和環境規制手段，是建立在其產業轉移和消費品進口基礎上的。

　　一方面，發達國家將高排放、高污染行業和企業通過選址遷出本國，同時以跨國公司母子公司的財務管理方式實現資本和利潤的回流，名義上是減排，實際上是污染泄漏，賺取了其他國家，可能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資源和人口紅利。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高價、高標準壟斷了高端原材料市場和農產品市場，以對終端產品消費“掐尖”的方式來支持本國的高消費。發達國家通過碳定價改變了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在提高技術水平和用能效率的同時，把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大量隱含碳排放用于消費，彌補甚至超過了當地溫室氣體直接排放帶來的發展福利損失。而發展中國家要實現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可選擇的路徑很少。發達國家的經驗是無法復制的。

　　可見，環境規制帶來的約束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發展中國家如果復制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就需要更多的地球。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同時謀求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本地污染物和全球污染物的協同治理是否能夠帶來短期的經濟增長，似乎是個偽命題。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協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和增長，需要協同當代人和未來一代人的發展利益，也需要協同本國不同階層人群的發展利益。這既是對發展中國家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的挑戰，也是對正在發展中國家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的巨大挑戰。

　　（作者系世界資源研究所北京代表處研究數據創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