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清華大學文科沙龍第21期，暨“對話文科機構”系列第6期“氣候變化——碳中和與人類未來”在教師發展中心舉辦。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政，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員楊秀，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胡彬，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彭天鐸，應邀參與討論。本次活動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共有9500余名觀眾同步參與。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向世界宣布，中國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份莊嚴承諾不僅展現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負責任大國擔當，同時也開啟了中國新一輪能源系統轉型和經濟社會發展范式全面變革的序章。為了促進更多社會主體深入理解并主動融入雙碳事業，來自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四位資深學者，就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雙碳戰略與氣候變化的關系以及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戰略思路及可能途徑各抒己見，提供了關于碳中和與人類未來的深知灼見。

極端天氣：褪去面紗的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重大且緊迫的全球性危機，不僅直接影響著人類的健康和生命，更威脅著人類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是一種長期、深層次的挑戰。

活動伊始，長期從事氣候變化研究工作的李政即以幾組國際、國內范圍內的極端天氣現象呈現了氣候變化的危害。他談到，在2022年夏天以前，在各類國際場合中被提及最多的極端天氣案例是2021年加拿大利頓村（Lytton）的高溫災害。該村在當年6月連續3天打破加拿大歷史最高溫度，并以49.6攝氏度的數字創下北緯50度以北的最高溫度記錄。更不幸的是，高溫在次日引發山火，導致該村90%的區域被燒毀殆盡。而步入今夏，罕見的高溫天氣大范圍席卷我國，重慶北碚區連續兩天出現45度高溫，半個中國的氣象圖被深黃色和紅色印染，水電大省四川甚至出現了多個水庫“汛期反枯”、逼近死水位的罕見現象，牽動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弦。無獨有偶，歐洲也在今年飽受熱浪侵襲，450公斤二戰時期的炸彈和沉沒的納粹德國軍艦現身河底、刻有“如果你看到我，你將哭泣”的“饑餓之石”也因河流干涸而重見天日。這些都釋放出一個重要的信號：氣候變化，正在改變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環境，這勢必對人類造成嚴重的影響和危害。

彭天鐸進一步指出，連續性極端天氣的出現，可能會演變成局部地區的氣候變化，對人們的生產生活產生長遠影響。例如，2021年，我國華北地區遭遇暴雨襲擊，河南鄭州最大24小時降雨量已經超過了當地以往的平均年降雨量，這不僅使得城市陷入內澇，并由此引發了停水、停電、信號中斷等一系列次生災害。2022年，華北等地出現罕見持續高溫天氣，河南漯河連續55天氣溫超過35攝氏度。類似的暴雨、高溫天氣近年來在華北區域頻現，幾年甚至幾十年一遇的偶然事件演化為局部常態天氣的可能性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生產生活方式等將不得不重新適應新的環境。

楊秀則以數項科研結果支撐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客觀性與嚴峻性，并呼吁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她提到，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2021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及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2021年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基礎》表明，當前地表的平均溫度與工業化前期相比（即1800年前后），已經升高了1.1度；倘若任由這種趨勢蔓延，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將升高4度，這將給世界各地帶來高溫、洪澇、臺風等不同形式的災難。例如，Nature今年的一篇文章顯示，如果格陵蘭島的冰川保持當前的融化速度，至本世紀末，將有3.3%的冰川不復存在，并直接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30厘米，2億沿海地區居民被迫淪為氣候難民，進而誘發國家間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方面的沖突。楊秀認為，氣候變化事關國家安全，世界各國必須攜手共同迎接種種威脅與挑戰。

胡彬就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展開，他指出，不同的行業和國家在這一現實危機中所面臨的處境不盡相同。例如，于建筑業而言，氣候災害后的重建工作可能為之帶來利好，而對旅游業來講，情況卻不容樂觀。類似地，某些國家可能因經濟體量不足而缺乏能力抵御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沖擊，因此氣候變化會加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其次，有的國家處于長期遭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理位置，而陷入累積性的經濟損失，對長期的經濟增長造成損害。此外，氣候變化造成的一些經濟影響還會通過全球供應鏈、國際貿易等渠道造成相互放大。例如，去年的全球能源危機，部分原因就是歐洲地區因極端天氣而導致風力發電能力大幅度下降、傳統能源需求驟然增加的連帶后果。

雙碳戰略：釜底抽薪的根本辦法

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這一重大人類生存挑戰？對此，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了廣泛共識，即盡快實現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的達峰，并努力實現碳中和。換言之，碳達峰與碳中和就是從源頭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手段和方法。

李政以氣候變化的物理基礎為切入，清晰地闡述了雙碳戰略對于破解氣候變化危機的釜底抽薪的作用。李政介紹道，溫室氣體及其引發的溫室效應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根源。溫室氣體主要由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物質組成，具有截留長波輻射、保存紅外熱能的能力。工業革命以后，人為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大幅增加，越來越多的能量被滯留在地表，打破了地球原本的能量進出平衡，導致地球被迫升溫。而這一過程，就是使得全球變暖的溫室效應。由于二氧化碳是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的主要成分，因此，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的實質就是要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從而根本性地抑制氣候變化。具體而言，碳達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轉降的歷史拐點，它是指在某一個時點，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的過程。碳中和，則是要進一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直至剩余的排放量能夠與自然界的碳匯正負抵消，實現相對凈零排放。需要強調的是，狹義的碳中和僅以二氧化碳為對象，廣義的碳中和則關注所有溫室氣體。從氣候變化的內在原理來看，廣義的碳中和是應對氣候變化所必需的。

楊秀表示，全球在聯合國框架下達成的多邊政治共識——《巴黎協定》，其所體現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則，為各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一份公平且有力度的機制安排。楊秀指出，控制升溫是《巴黎協定》的核心目標，為了“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努力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全球要“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峰值，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無論是就溫室氣體的當前人均排放量還是歷史累積排放量而言，發達國家都居于前列。換言之，發達國家對人類面臨的氣候變化危機負有更大的歷史責任。同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這些國家也擁有顯著的經濟和技術優勢。因此可以認為，責任與能力兩條原則共同要求發達國家更早實現碳中和，這是其理應為提升全球人民福祉作出的貢獻。

彭天鐸指出，能源生產和消費相關活動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因此，推進能源系統綠色低碳轉型對實現碳中和具有重要意義。可以從三方面著手：其一，能源供應體系低碳化，逐步以清潔低碳能源替代傳統化石燃料；其二，能源需求側電氣化，以用能終端深度電氣化來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其三，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此外，彭天鐸還強調了加速技術創新和提升居民低碳意識的重要性，只有當人與自然、技術協同起來，才能更好更快地實現能源系統轉型，推動實現雙碳目標。

胡彬強調，在重視減緩氣候變化的同時，也要兼顧適應氣候變化的必要性。面對已經產生的或可以預見的氣候變化，我們應當積極行動，降低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胡彬舉例道，2012年遭受特大暴雨后，北京迅速加強了低洼地帶的路面警示系統，保險公司也隨之完善了極端天氣下的車險條款，這實際上都是針對氣候變化而采取的適應性舉措。同時，胡彬認為，要警惕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之間的張力。最新的一個研究表明日本在福島核電事故以后采取節能政策導致高溫帶來的健康和死亡風險上升。因此，辯證地看待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的關系，平衡減緩與適應政策之間的取舍，意義深遠。

低碳轉型：深度脫碳的現實途徑

2019年初，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協同二十余所研究機構，開展《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項目，為國家制定和實施低碳發展戰略和政策建言獻策。

李政首先申明了低碳發展戰略的意義。他認為，面對氣候變化，我們不能就氣候談氣候、就環境談環境、就發展談發展，而是要將氣候行動與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協同起來。這實際上是一場綠色工業革命，既影響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也開辟了一條以綠色產業為核心的新賽道。中國有信心和決心以雙碳戰略為抓手，統籌國內國際大局，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同時，實現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的目標，并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際，加速深度脫碳，引領全球氣候治理與國際合作進程。

胡彬認為，盡管低碳轉型是一條頗具難度的道路，但是中國有能力在保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胡彬以2013年來的空氣治理為例，從PM2.5濃度爆表到藍天白云成為常態，我國僅用4年時間就完成了美國可能要十幾年才能完成的任務。而在此期間，全國GDP相比2013年增長了39％，能源消費量和民用汽車保有量分別增長11％和83％。這一卓越成績，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楊秀進而闡述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與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的現實路徑。她將之歸結為“三板斧”：第一，控制不合理的需求，以綠色低碳、簡約適度、自然和諧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推動社會發展；第二，提高能源效率，以節能減碳的科學供給方式滿足合理需求；第三，推進能源替代，以非化石燃料重構能源系統。楊秀認為，只有發揮組合拳的效力，才能實現整個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邁向更加美好的人類社會圖景。

彭天鐸圍繞楊秀提出的三大措施，以交通部門為例，闡述了推進交通低碳轉型的關鍵路徑，包括引導交通需求、推廣低碳交通技術裝備、提升運輸組織效率等。此外，他也指出，交通部門與社會經濟各個方面存在廣泛聯系，導致影響其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多且繁雜，不僅要考慮其本身因素，同時也需要與城市規劃、電力系統等多部門協同，將交通部門低碳轉型融入全社會深度脫碳的宏觀戰略布局，共同推動實現碳中和。

結語

活動末尾，李政重申，氣候變化不僅是人類面臨的現實的、急迫的挑戰，更是長期和深層次的重大威脅。它究竟會對人類未來影響幾何，取決于我們今天的意志、決心和實質性的行動。而碳達峰與碳中和戰略，既是人類克服氣候危機的根本途徑，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轉型與彰顯大國擔當的寶貴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