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德國聯邦農業和食品局（BLE）的報告顯示，2022年德國的肉類消費降至過去30年來的最低點。與前一年相比，人均肉類產品消費下降了4公斤多，總數為52公斤。與過去10年的平均值相比，這一數字下降了9公斤多。BLE認為，導致這一趨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素食在德國越來越受歡迎；其次，大流行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消費習慣，減少了外出就餐的次數。然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驚人的通貨膨脹，使得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猛增，其中食品價格增幅尤為突出。

在大流行病期間，各國政府大規模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為疫情后的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去年俄烏沖突的爆發進一步加速了這輪通貨膨脹。一方面，對俄羅斯的制裁使歐洲失去了最廉價的能源供應商，導致能源價格暴漲，直接推高了農產品生產、物流和消費等各個環節的成本，從而使食品價格飛漲。另一方面，能源價格的暴漲也直接導致了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房租、生活能源和交通等）的猛增。綜合以上兩方面原因，人們手頭的銀子變少，面對超市里越來越昂貴的物價，自然不得不削減對肉類的消費。除了Covid-19和俄烏沖突對歐洲的食品和價格帶來的沖擊，歐盟力推的綠色農業計劃“從農場到餐桌”（Farm to Fork，簡稱F2F）也為這一困境火上加油。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3日，德國海德堡，一名婦女吃由扁豆和蔬菜沙拉制成的素食千層面。“從農場到餐桌”2020年3月，歐盟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從農場到餐桌”戰略，旨在減少農業的碳足跡，并加速向可持續食品系統過渡。該戰略概述了以下五個優先事項：1）實現中性或積極的環境影響；2）為緩解氣候變化和適應其影響做出貢獻；3）扭轉生物多樣性的喪失；4）確保糧食安全、營養和公共健康，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充足、安全、有營養且可持續的食品；5）保持糧食的可負擔性，同時實現更公平的經濟回報，增強歐盟供應部門的競爭力，促進公平貿易。為實現這些目標，F2F計劃的主要手段是減少有害化學制劑的使用。F2F設定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化學和有害農藥的使用減少50％，將化肥的使用減少20％，將牲畜和水產養殖中的抗菌劑銷售減少50％。有機耕地的比例應從2020年的9.1％提高到2030年的25％。

然而，這份雄心勃勃的計劃在起草伊始就受到歐盟內部的爭議。例如，歐洲人民黨作為歐洲議會中最大的右翼團體，一直對該計劃持有模棱兩可的態度。歐盟農業專員沃伊切霍夫斯基（Janusz Wojciechowski）甚至沒有出席該計劃的發布會。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如何定義“可持續性”仍然存在爭議。2021年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發布的一份評估報告認為，F2F計劃將導致歐盟的糧食產量減少10%-20%。美國農業部（USDA）也給出了相似的評估結果，預測到2030年歐盟的農業產量將減少12%。這將會影響歐盟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糧食減產導致的糧食安全問題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更加顯著。沖突的雙方是全球重要的糧倉，戰爭直接打亂了全球最重要的糧食供應鏈。2022年4月，歐洲議會的一份報告評估了沖突對歐洲糧食安全的附帶損害：“歐盟近一半的谷物（占歐盟玉米進口的52%）和植物/菜籽油（分別占歐盟進口的23%和72%）是從烏克蘭進口的，并且占據了歐洲近四分之一的禽肉進口市場。俄羅斯則是小麥和大麥的主要出口國。這兩個國家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的30%以上，占大麥出口的近30%。”如果F2F戰略在歐洲繼續實施，將進一步擴大糧食產量的缺口。因此，歐洲已經暫時停止了F2F戰略計劃。不過，這也引發了該計劃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更為激烈的爭論。支持者認為，戰爭造成的干擾只是暫時的，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要求全面實施F2F戰略，而不是重新評估或弱化這一戰略。對于綠色游說團體來說，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他們強烈批評所有弱化戰略的措施，聲稱這些措施是對企業利益的出賣，是對歐盟減少農業部門碳足跡的承諾的背叛。懷疑論者則認為，烏克蘭戰爭凸顯了F2F戰略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我們需要重新考慮這些目標的設定。

他們反對布魯塞爾的決策者們對農藥、殺蟲劑等化學制劑進行簡單的減少，因為這些化學制劑的使用是為了控制對農作物的威脅，包括病毒、真菌、細菌、昆蟲和雜草，這些因素嚴重影響了我們的食品質量，進而影響了消費者的健康。他們認為，對于這些化學制劑的使用應該由農民因地制宜決定劑量，而不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強制大量減少使用劑量，這會直接擾亂農業生產。減少使用劑量已經使許多農民在糧食生產中束手無策，不得不減少使用量以符合歐盟標準，但有時藥量不足非但無法殺死蟲害，反而導致蟲害產生耐藥性，這為未來的糧食安全埋下了隱患。因此，農民們呼吁歐盟委員會以毒性而不是以劑量劃分來實施他們的農藥、殺蟲劑的退出計劃。此外，這些反對者呼吁歐盟盡快放開對轉基因作物的準入，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沖擊，為未來更多人口的糧食安全提供保障。他們認為，所有能夠增加產量并降低糧食價格的技術都應該被納入考慮。

當地時間2022年8月9日，烏克蘭基輔州，谷物收割機正在田地里收割小麥。F2F的反對者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F2F的支持者一方面是反基因游說的中堅力量（他們竭力鼓吹），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同樣基于基因技術的mRNA疫苗。在他們看來，接種mRNA疫苗代表了科學和道德進步的方向。然而，歐洲最大的教學醫院——柏林夏特里醫院的董事局主席、德國科學院院士、藥理學家克勒默（Heyo K. Kroemer）教授在4月份的一次電視節目上承認，關于mRNA疫苗的作用和副作用，科學界還知之甚少。也就是說，F2F的支持者們擁抱了一種完全處于實驗階段的基因技術，而將另一種相對成熟的基因技術視若洪水猛獸（第一株轉基因植物出現距今已經有40年）。此外，F2F戰略所面臨的阻力不僅來自于歐盟內部，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也對這一綠色農業計劃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因為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可能會成為這一戰略最大的意外犧牲品。根據經濟學家的估算，限制歐盟的糧食供應可能會導致價格上漲，影響消費者的預算，降低糧食安全，并降低全球的GDP。如果全世界都效仿歐洲的模式，那么全世界的糧食價格將暴漲89%。根據美國農業部的研究估計，“世界上最脆弱的地區將新增1.85億人陷入極度饑餓中”。

智庫歐洲發展政策管理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Management）在他們的一份簡報中甚至提到，F2F戰略造成的歐洲糧食減產會危及到其所帶來的氣候和環境保護成果。F2F和生物多樣性戰略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積極影響可能會被歐盟以外地區農業生產增加導致的更高排放所抵消。歐洲糧食的減產和出口降低將迫使第三世界國家以氣候和環境不友好的方式生產更多的糧食。同樣，由于農業不得不在第三世界國家繼續擴張，生物多樣性在這些地區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因此，歐洲F2F戰略所帶來的生物多樣性上的收益也可能成為無用功。

斯里蘭卡的國家破產和荷蘭農民的抗議

以上大多僅是對于F2F戰略可能造成的破壞性影響進行紙面沙盤推演的預估。這兩年綠色農業的惡果已經在世界各地顯現。2022年7月，斯里蘭卡政府因無力償還外債而宣布國家破產。時任斯里蘭卡總理維克拉馬辛哈在2022年5月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國可用的外匯儲備已經不到5,000萬美元（2019年底這個數字為76億美元）。僅2022年底，該國就有多達70億美元的外債到期。由于缺少外匯，斯里蘭卡無法進口必要的能源和糧食等物資，國內能源供應出現短缺，通貨膨脹嚴重。2022年6月，通貨膨脹率創紀錄地達到了54.6%，食品通脹率更高達80.1%，汽油和柴油價格分別上漲了24%和38%。近80%的斯里蘭卡國民不得不減少食物消費，50萬人陷入極度貧困，該國兒童營養不良率在南亞排名第二，僅次于阿富汗。

當然，造成斯里蘭卡資不抵債的原因非常復雜。首先，自2019年以來，斯里蘭卡新政府開始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方面大力削減公司和個人稅，導致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又大量發行貨幣，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其次，斯里蘭卡是一個重要的旅游國家，全球游客為該國帶來大量外匯。但由于持續三年的Covid-19大流行病，斯里蘭卡的旅游收入銳減，此外，2019年4月首都科倫坡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也嚴重沖擊了該國旅游業。最后，全球高企的能源價格也進一步侵蝕了斯里蘭卡的外匯儲備。除上述原因外，新總統所推行的激進的綠色農業政策可能成為壓垮該國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

當地時間2023年2月8日，斯里蘭卡科倫坡，代表政府機構的工人參加了對斯里蘭卡總統維克拉馬辛哈稅收政策的抗議活動。2019年，拉賈帕薩卡（Gotabaya Rajapaksa）以綠色政綱贏得了斯里蘭卡總統大選。在他的競選宣言中，他承諾實現“繁榮和輝煌的前景”，其中包括促進健康飲食（不使用農用化學品和添加劑）、鼓勵有機食品生產、培養所有年齡段的人們“正確的飲食習慣”、創造一個健康環境通過避免空氣、水和土壤污染等。該綠色政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在2021年4月，斯里蘭卡政府全國禁止使用化肥、殺蟲劑、除草劑和殺菌劑，并立即轉變全國農業為100%的有機農業。這項決定得到全球倡導有機農業機構的熱烈贊賞，他們舉行了各種會議和論壇，分享該國的經驗。印度著名的生態農業學家希瓦（Vandana Shiva）教授認為，斯里蘭卡政府的這一決定是“實現經濟和生物永久繁榮的轉變”。然而，現實與這些美好的愿景相反。曾經有專家警告過拉賈帕薩卡總統，新的農業制度無法通過傳統的農藝師和專業人士來實現。因為這些人依然以傳統的方式進行農作物的生產，他們會對變革起到破壞性的作用。在斯里蘭卡，近90%的農民（該國有70%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地從事農業工作）在化肥禁令之前采用非有機方式進行耕作。這種急于求成的意識形態對水稻、茶葉和橡膠等作物的生產造成了嚴重影響。正如科學家們所預料的，農民們抱怨缺乏適應時間、投入和人力來應對突然激增的蟲害和雜草問題。

2021年夏天，斯里蘭卡的農業收成遭受重創。2019年，斯里蘭卡共生產了35億公斤大米，而在禁止使用化肥之后，這個數字可能下降了43%以上。日常食品如糖、大米和洋蔥的價格已經上漲了一倍以上。此外，該國的出口作物的產量也受到了嚴重沖擊。茶葉是斯里蘭卡的重要出口產品，每年可以為該國贏得12.5億美元的外匯收入，約占該國出口收入的10%。然而，有機種植的茶葉成本是傳統方式的10倍，收成下降和生產成本的上升無疑將使斯里蘭卡失去海外市場。

雖然斯里蘭卡政府于2021年11月意識到了激進的綠色農業改革的嚴重后果并廢除了該政策，但斯里蘭卡的糧食產量仍無法在短時間內恢復。斯里蘭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農產品出口國轉變為農產品進口國。此前農產品出口幾乎占該國出口創匯的一半，但現在斯里蘭卡政府不得不動用已經見底的外匯儲備去進口糧食。該國的經濟崩潰由多種因素共同推動，但如果拉賈帕薩卡總統沒有如此激進地實行綠色農業政策，至少在危機中的斯里蘭卡百姓仍能相對廉價地獲得生活必需品。在這場為期六個月的斯里蘭卡綠色農業實驗中，斯里蘭卡政府人為制造了糧食短缺危機，但是以此為代價的環境和氣候保護提升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呢？

如果說斯里蘭卡的國家破產是由于過度依賴綠色農業而導致的，那么2022年在荷蘭持續數月的農民抗議則可以被看作是對F2F戰略所帶來的可能的副作用的抵抗。在電視新聞上，我們已經看到荷蘭農民用拖拉機堵住了高速公路，沿路焚燒干草包；堵住連鎖超市的大門，拒絕向超市提供農產品，這也導致了市場上雞蛋、牛奶等食品的短缺；部分激進的抗議人士甚至封鎖了格羅寧根機場。幾十年來，荷蘭的氮氣排放一直超標，盡管采取了各種減排措施，但仍未見成效。荷蘭政府宣布了強制性的減氮措施，到2030年，全國的氮氣排放必須減少50%，自然保護區的氮氣排放必須減少70%。雖然氮氣本身并不是溫室氣體，但在農業生產中使用的氮肥會釋放亞氮氣體，這些氮的化合物是溫室氣體的重要來源。歐盟委員會的一份文件提到了他們的戰略目標：“特別是通過收購或終止農場，以減少牲畜。”這將“首先建立在自愿基礎上，但不排除在必要時進行強制收購。”因此，荷蘭政府的減氮措施主要指向了農業，根據這一計劃，農民必須大規模減少氮肥等農用化學用品的使用，同時也需要減少30%的牲畜飼養。

這些政策的發布直接影響到了許多農戶的生計問題。首先，荷蘭的農產品價格本來就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中間商往往以極低的價格收購這些產品，很多農戶必須依靠政府的補貼才能勉強維持收支上的平衡。因此，大規模減少化肥、殺蟲劑等農用化學用品的用量會直接導致產量的下降，最終使許多財政艱難的農場主破產。只有那些財政狀況比較富裕或者有獨門生產秘籍的大型企業才能在這樣激進的減少化學用品的行政命令下存活下來。其次，過去的幾十年中，荷蘭政府一直鼓勵農民擴大生產，許多農民都是通過借貸經營的。雖然政府會支付給他們收購補償款，但是這些款項對許多農民來說只夠支付銀行的貸款。這意味著政府“白白”從他們的手中拿走了畢生的心血，也拿走了他們謀生的工具。

除了經濟上的考量，農民也直接質疑了為政府政策制定的“隨意性”。他們認為政府的專家很多都是沒有受過專業農業訓練的法律或經濟學專家。這些專家使用了不切實際的數學模型和參數，為農場制定了具體的退出或削減計劃。這些所謂的“科學”和每一個農場具體的狀況完全不相符。這些計劃不僅會造成農民的巨大損失，同時對氣候和環境保護也沒有多大意義。

最后，荷蘭農民直接質疑了政府這些激進改革的成本效益比。雖然荷蘭的農業碳排放占了該國總排放的一半，但在全球排放中只占0.46%。這意味著，即使荷蘭農業的碳排放量減少到零，對全球減排也只有0.2%的貢獻。因此，許多荷蘭農民無法理解這樣微不足道的減排收益如何能證明荷蘭政府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是合理的。荷蘭農業在全球農產品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歐洲最大的肉類出口國，也是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糧食出口國。特別是當全球食品部門面臨嚴重通貨膨脹和供應短缺時，荷蘭農業的產出可以穩定全球糧食供應。減少荷蘭糧食供應必然會導致其他國家增加糧食產量。雖然荷蘭農業部門的碳排放占全國排放的一半，但與其他國家的農業部門相比，它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可持續發展的部門之一：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主要作物對水的依賴已減少90%，溫室種植中幾乎完全不使用化學殺蟲劑。從全球角度來看，減少荷蘭農業產量將增加氣候和環境的負擔。因此，無論從環境、經濟還是政治的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對荷蘭農業的全面改革都是弊大于利的。

幾乎所有嚴肅的德國和荷蘭媒體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都表明，記者、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等精英對氣候問題的關注遠高于普通公民。這并不是說普通公民不關心氣候變化，也不是因為他們出于自私的目的或缺乏遠見。他們僅僅是基于常識的考慮，意識到政府為了實現減排目標而摧毀他們的農場并不會對地球氣候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然而，這種想法往往被上述三類精英貼上“極右”或“民粹主義”的標簽。

蕾切爾·卡森殺死了數以萬計的人？

盡管環保是一項極其重要和崇高的事業，它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生活環境的大幅改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自環保事業誕生伊始，就是天使與魔鬼、美女與野獸的混合體。因此，我們必須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環保。蕾切爾·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當我們談論到蕾切爾時，無不充滿崇敬之情，她被視為現代環保之母。在上世紀60年代，因為《寂靜的春天》一書使她成為全美家喻戶曉的人物，成為了美國公眾英雄。中文世界讀者的環保啟蒙也大多始于這本書。在該書的開篇，她用圣經式的語言呼吁我們認識到對造物主犯下了罪過。她描繪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小鎮漸漸被瘟疫吞沒，到處被死亡的陰霾所籠罩。蕾切爾指出DDT（作為一種有效的殺蟲劑，上世紀40-50年代廣泛使用）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根據她的描述，鳥類是這種殺蟲劑的最大受害者，而它同時也傷害著人類。兒童的猝死、再生障礙性貧血、出生缺陷、肝病、染色體異常和白血病等等都與DDT有關。婦女則因為殺蟲劑遭受了不孕不育和宮頸癌。

《寂靜的春天》書封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蕾切爾將人類對自然發起的戰爭視為人類對自己發動的終極戰爭。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她于1963年向美國商務部發出請求，希望成立一個“殺蟲劑委員會”以管理DDT的使用。十年后，這個委員會演變成了聯邦環境保護局，并開始禁止DDT的使用。隨著美國的領導，全世界也逐漸禁止DDT的大規模使用。這些行動無疑被視為拯救了無數生命的壯舉。然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DDT被妖魔化不僅沒有挽救生命，反而導致了數以千計的死亡。大名鼎鼎的奧菲特教授（Paul Offit）是這種觀點的支持者之一。他并非反科學、反環保的陰謀論者。想必大家在經歷Covid-19之后都聽說過他，他是美國當今最重要的兒科和疫苗專家，是FDA疫苗及相關生物制品咨詢委員會和CDC免疫接種實踐咨詢委員會的成員。在這次大流行病期間，他公開表達的對疫苗接種的看法被認為是最權威的聲音之一。2017年，奧菲特出版了一本名為《潘多拉的實驗室：七個關于科學誤入歧途的故事》的小書。其中一個故事就是蕾切爾對DDT發起的戰斗。盡管禁止DDT在農業上的使用是合理的，但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奧菲特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因為當時DDT是已知最重要的抗擊瘧疾的武器之一。

尼泊爾曾是DDT最大的受益國之一，自1960年開始廣泛使用DDT，到1968年該國瘧疾發病率從200萬人下降到2500人，預期壽命從28歲提高到了42歲。在1952年至1962年期間，印度的瘧疾發病率從每年1億人下降到了6萬左右，這主要得益于DDT的使用。到1960年，瘧疾已經被消滅在全球11個國家。由于瘧疾發病率的下降，人們的預期壽命、農作物產量、土地價值和相對財富也隨之上升。

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DDT在全球范圍內被禁止使用，瘧疾隨之卷土重來。印度每年病例數重新增加到了600萬，斯里蘭卡每年有150萬人感染瘧疾。大量的人，尤其是不到5歲的兒童不必要地死于瘧疾。根據現有的醫學研究證實，在上世紀60年代，DDT的使用并不是導致美國唯一增加的癌癥類型肺癌的原因，而且蕾切爾所預言的兒童白血病病例的激增也并沒有發生。奧菲特認為，蕾切爾所設想的兒童白血病病例激增的觀點缺乏科學支持，而且她不得不面對自己“設下”的道德困境，即為了蕾切爾所倡導的清除DDT運動得以為繼，她必須“希望”有更多的兒童死于白血病。后者恰恰是最不道德的。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進行了成本效益分析，重新建議使用DDT來對抗瘧疾。然而，在此之前，已經有數以萬計的人不必要地死去了。

F2F：一個蕾切爾式的戰略

荷蘭政府近期的大規模關閉農場決定以及歐盟推出的“從農場到餐桌”的戰略可以被視為一種類似于蕾切爾廢除DDT的行動。然而，這些決策的影響需要考慮到多個方面。首先，荷蘭全國的碳排放量只占全球總排放的0.46%，因此單靠荷蘭的減排措施無法產生全球性的決定性作用。其次，這些措施可能會對糧食產量和經濟負擔能力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也是歐盟“從農場到餐桌”戰略中提到的關鍵問題之一。與此類似，盡管禁用DDT并沒有減少白血病的發病率，但這種禁令使瘧疾在第三世界國家得到了重新流行。

此外，一些非洲學者和政治家指出，現在西方國家向全球推銷的一系列氣候保護理念和措施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第二次殖民。這種指責揭示了F2F戰略中蕾切爾式的道德困境。西方國家第一次殖民是為了滿足領土擴張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將“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傳播到“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而第二次殖民則是出于西方國家的道德“救贖”需要。他們認為，人類工業化是氣候變化的元兇，是人類對自然犯下的罪過。因此，技術上的去工業化是實現救贖的必經之路。西方國家認為，這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西方的布道者們不遠萬里把這個福音傳到偏遠地區。例如，去年，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克里（John Kerry）在塞內加爾向非洲各國部長發出呼吁，要求他們不要犯西方國家已經犯過的“錯誤”。然而，氣候和環境保護的進步和道德光芒完全掩蓋了這些崇高事業所帶來的成本。我們必須記住坦普爾（James Temple）的警告：“當人類的命運受到威脅時，人們可以合理化任何承諾減少痛苦和破壞的干預措施，并在道德制高點插上一面旗幟，同時避免任何關于副作用或權衡取舍的討論。”因此，我們需要責問，克里們是否正在走上贖罪之路，還是踏上了新的犯罪征程？綠色精英們的“信念倫理學”（Gesinnungsethik）是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責任倫理學”（Verantwortungsethik）上的巨大災難？

當地時間2023年4月24日，英國倫敦，氣候變化抗議組織在市中心舉行示威游行。當然，在F2F戰略或道德救贖需求背后隱藏的是環保主義者和氣候保護主義者更為深刻的哲學預設。他們認為，人類技術對自然的侵入是世界各種危機的元兇，對技術的批判是一個永遠“正確”的命題。他們主張，人類必須聆聽自然的節律，重新按照自然的節律生活。然而，各個文明最古老的典籍都記錄了人類對自然的恐懼，因為他們對自然帶來的災難束手無策，所以只能以最“自然”的方式向神明祈禱。而事實上，“反自然”的技術提供了人類駕馭自然風險的能力，使得我們能夠預測自然災害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對技術的批判并不是一個普適的命題，而應該在特定情況下進行權衡和判斷。此外，僅在農業領域，“自然”的方式未必比“非自然”的方式對自然和氣候更為友好。根據2018年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在《自然》雜志上發表的一項研究，有機耕作比傳統耕作產生更多的碳排放。這是因為有機耕作的產量較低，因此為生產相同數量的農作物需要占用更多土地。這導致更多的森林被砍伐，間接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另外，一直推動農業技術革新的法國人帕戈塞（Pierre Pagesse）指出，F2F戰略中要求退耕的要求可能并不像布魯塞爾的那些專家們設想的那樣，會對生物多樣性作出積極貢獻。他曾在利馬涅（Limagne）平原從事葡萄種植，在此期間發現野生蘭花與耕地一起回歸，但自從該地區休耕以后，野生蘭花又逐漸消失了。也就是說，人類活動可能并沒有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與之相反，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活動可能有著共生的關系。當然，帕戈塞的這一推測與那些崇高的美學境界“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一點也不違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絕不意味著人類活動從自然中退出。

再比如說，氣候活動家經常提到的一個觀點是，全球氣溫的上升可能導致農作物的大面積減產，從而影響全球的糧食供應安全。但是，被視為氣候變化罪魁禍首的二氧化碳是農作物最重要的養分之一，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升高會增強農作物的光合作用，使其更有營養。盡管氣溫的升高可能導致一些地區不再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但氣候活動家們把這看作是大自然對人類的警告。然而，同時氣溫的升高也可能使之前完全不適合農作物生長的地區成為新的良田。通過重新計算得失成本比，我們的耕地狀況未必會變得那么糟糕。正如皮爾克（Roger A. Pielke Jr.）教授所指出的，自然的魯棒性和自我復原力被許多環保人士低估了。人類過度強調為自然“著想”和“共情”是否只是證明了人類的一廂情愿和自命不凡呢？

在此我要澄清，我并不鼓勵大家破壞大自然。然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是自然更脆弱還是我們的社會更脆弱？到底是自然更經不起人類的折騰呢，還是人類社會本身更經不起人類的折騰？無論是綠色農業政策還是綠色能源政策，都要求我們從技術、社會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做出史無前例的改變。當前，全球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正處于數十年未見的危機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對這個“病體”進行大刀闊斧的手術，是否真的是氣候和環保活動家們所說的“別無選擇”（alternativlos）的道路？還是這恰恰是我們唯一不能選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