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表明，解決氣候變化主要靠大國的行動。基礎四國、歐盟和以美國為首的“傘形集團”起到至關重要作用。運籌大國關系關乎成敗，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要始終堅持在聯合國框架公約下的多邊機制，不采取任何的單邊“站隊”。要借助美國希望與中國加強氣候變化合作的新動向，為德班平臺定下“自主承諾+審評”基調，但要防止嚴格評審；與歐盟加強技術和低碳發展機制方面的對話、交流合作，避免其過激的要求；與巴西、南非、印度緊密協調，捆綁立場，推動德班平臺絕對量化減排、相對強度減排、行業減排、項目減排等多種行動，體現根據歷史責任、發展階段和各自能力為基礎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建立全球氣候治理公平的政策、經濟秩序。同時，中國需要對大國加強研究，適當時機還可利用“二軌”對話，加強與歐美大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溝通。

       加強風險研判，積極與美國和歐盟開展能源、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

       面對地緣政治和能源環境的種種風險，中國一方面需要從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出發，防范歐美通過氣候變化維系全球政治經濟霸權的企圖，以及美國遏制中俄的能源布局，維護中國傳統能源和清潔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從現實供需來看，全球能源生產軸心向北美轉移，消費中心則朝東亞發展，中美合作是能源供需平衡的必然選擇。從產業來看，美方新能源產業利益的政治訴求逐漸壓過化石燃料的產業利益，中美低碳合作的國內支持日益增大。因此中美應共同營造“能源互補互利的合作者”的關系定位，推動中美合作創造能源共同利益、提供全球能源公共物品。從未來低碳發展來看，必須承認氣候變化已經帶來了新的地緣經濟和政治變化，傳統的聯合國“自上而下”治理已經很難把各國碳排放控制在地球承載能力范圍之內，中美歐等大國競爭不僅僅是存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你之所得即是我之所失的零和關系”中，低碳和新能源競爭可以有效推動全球作為新能源發展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

       依托“一帶一路”，確保我國能源安全，并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

       我國當前能源消費量大，需要著力建設長期可靠、安全穩定的海外能源基地，著力拓展西北、東北、西南、海上四大進口戰略通道，著力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積極支持能源技術、裝備和工程隊伍走出去，加強相關能源通道建設，提高陸上通道運輸能力。此外，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深化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調整變革的跟蹤分析，參與和引導國際能源事務和規則制定。同時，中國和東盟可以加強清潔能源合作，與周邊國家實現能源環境領域的利益相互包容和合作共贏。

       在“南南合作”方面，創新機制，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

       中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要繼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團結，但也應正視發展中國家陣營不斷分化的事實。“南南合作”是團結發展中國家有效、實惠的“利器”。在2011-2013 年的三年間，中國已經投入了2 億元人民幣向發展中國家贈送節能低碳產品，以及培訓官員和技術人員，盡管范圍有限，但反映良好。從長遠計議，中國要大幅增加“南南合作”的強度，以基金管理的方式加強南南合作的針對性，如支持會議、活動、設施以及人員參與國際活動的費用，同時，也可以加強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等國際機構的合作，共同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并逐步擴展社會資金的參與。

       中國的傳統資源稟賦不足，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中仍處于中下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還未完成。面對世界范圍新一輪工業革命的興起，中國的選擇就是實現跨越式發展。要充分洞察氣候變化問題帶來的風險、新技術與市場、新的金融體系、新的貿易標準制定、新的國家能源安全系統，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在氣候變化地緣政治的整體考慮中，把握能源安全、成本和環境這三個目標，把中國自己的環境治理、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問題做好、做扎實，就有底氣。中國定會抓住新的機遇，造福于百姓，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