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在上世紀90年代簽訂《京都議定書》后，在如何利用碳稅或能源稅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一直沒有定論。隨后便出現了要求采用貿易機制來應對氣候變化的提議。2003年，歐盟議會投票決定內部開展排放貿易的提案，并被歐盟環境委員會采納。2004年11月，EUETS發布指令允許有限度地與其他減排機制連接，排放設施可購買來自CDM和聯合履行機制(JI)產生的減排量。這樣，歐盟ETS與《京都議定書》下的CDM市場建立起了直接聯系，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碳交易市場被創造出來。這一舉措不但給歐盟的排放實體提供了更多的配額購買渠道，而且極大地激發了發展中國家減排的熱情。目前，歐盟ETS和CDM是全球碳交易市場中流動性最大的兩個部分。EUETS下的排放配額稱為EUA，而CDM產生的減排量稱為CER。歐盟允許排放實體購買一定比例的CER來抵消自身的排放量。如果某個排放設施的排放量超過發放的配額EUA，則必須到市場上購買超出的數量，否則將面臨每噸CO2當量100歐元的嚴厲處罰。而目前市場上的EUA價格僅為10～18歐元/噸CO2當量。

       2006年10月，英國發布了《斯特恩回顧：氣候經濟學》(簡稱斯特恩報告)。斯特恩報告全面構建了氣候變化問題的經濟學基礎，指出了歐盟的核心目標是“在全世界創造一個廣泛相似的碳價格信號，并使用碳資金加速發展中國家的行動”。因為從減排經濟學上講，要降低減排的總體成本，就必須采用基本相似的碳價格。“歐盟排放交易機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

       目前正在討論該機制2012年以后第三階段的結構。這是規劃明確的長期愿景的機會，可使該機制成為未來全球碳市場的中心。”斯特恩報告中還明確提出EUETS擴張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兩種：一種是與其他新興交易機制(包括美國和日本的交易機制)連接起來，同時保持和發展這些體系，使在發展中國家減少的排放量也能得到利用。第二種是拓寬對其他主要工業及航空業等的參與，增加使用拍賣的方法，從而提高效率。“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的第三階段現在做出的決定為該機制發揮影響，并成為未來全球碳市場的核心提供了機會。”由此可見，EUETS在2012年之后的發展方向是：(1)將EUETS與其他交易機制連接，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當然其中也可以有自愿減排機制。(2)向更多的行業擴展，其中航空業是切入點。

       目前，盡管歐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內部存在一些爭議，但總體來說繼續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核心戰略沒有改變。其中，碳金融將是歐盟未來實施該戰略的核心工具之一。歐盟推行這一戰略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改革CDM機制，主要目標是向行業減排方向靠攏。不止一位歐盟官員直言CDM產生的減排量不真實，效率低下，他們希望用行業減排來取代CDM。如果CDM改革不能按照歐盟的目標有效進行，那么，他們可能會減少對CDM的支持力度。航空業將是歐盟推動行業減排、實施全球擴張的切入點。盡管歐盟承認航空業減排的成效將非常有限，但他們仍在大力推動，其目的是通過航空業來實施EUETS向全球的擴張。

       第二，變革碳金融市場的技術基礎，為行業減排做鋪墊。碳交易市場分配排放配額的方式有三種，一是根據歷史數據，如，航空業2004～2006年的歷史排放，根據歷史數據大小來分配額度，但這種方法可能達到排放越多，獲得的免費排放額度越高的不公平結果。二是根據技術效率，在行業中設定一個行業基準，達不到基準線的企業必須購買相關的配額。

       三是直接拍賣，由企業自行決定購買多少配額，歐盟的目標是到2020年拍賣所占比例增加到60%。目前，歐盟主要是采用第一種方法，即根據歷史數據，采取免費發放和少量排放相結合的方式來分配排放配額。而采用行業基準(Bechmark)方法將是EUETS下一輪改革的主要目標，這也是實施行業減排的技術基礎。在2012年之后，歐盟將通過碳交易市場的全球擴張來強化其低碳經濟發展的領導力。這種擴張包括行業減排、與其他ETS系統的相互連接等。

       目前，歐盟正在集中力量進行準備工作。如果未來歐盟成功采用行業基準方法，那么，中國出口企業將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采用行業基準的方法，要對一個行業的企業生產技術水平進行排隊，那些生產效率較低、排放密度大的企業必須花錢購買足夠的排放配額。倘若這一規則變成新的商業標準，那么，則預示著我國出口企業需要根據他們的標準來支付碳成本。

       由于發達國家承擔履約義務及歐盟堅定的低碳戰略，碳金融產品也集中出現在歐洲市場上。如，EUETS開發了排放配額(EUA)和減排量(CER)期貨期權交易產品。據統計，2009年，EUETS內60%以上的行為是套期保值。這說明期貨期權是EUETS市場上最基本的風險管理工具。這主要是用來規避價格波動風險。而履約風險則來源于CDM項目注冊結果和最終簽發量的極大不確定性。一些實力較小的排放實體，直接將這一風險交給投行或者碳基金管理；一些實力較強的排放實體，如維多石油集團等，則直接開展碳基金業務以從中謀利。還有一些金融機構設計了多樣性的風險管理工具，如國際金融公司(IFC)開發了碳交付擔保業務(CDG)，幫助歐洲和日本的買家控制減排量(CER)的簽發交付風險。同時，IFC還對CER買賣雙方進行AAA信用評級，并建立高質量、高透明度的交易機制。此外，許多金融機構也推出了以碳排放為關鍵參數的金融指數。如，巴克萊銀行推出了全球碳指數(BGCI)，將流動性最大的EUETS和CDM市場掛鉤，為投資者提供更綜合的投資基準；匯豐銀行的氣候變化指數跟蹤全球的385家氣候變化直接相關的上市公司；紐約交易所下屬泛歐證交所也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組織共同建設低碳100指數，跟蹤歐洲碳排放表現最優的100家企業。

       而對于中國這樣的CER供給方，相關的金融產品還非常有限。中國沒有承擔減排義務，也沒有形成碳資產的國內機制，因此，沒有碳資產存在的條件，也就不具備設計金融產品的可行性。國內一些金融機構所提出的基于CDM的金融產品，更多的還是停留在概念上。盡管CDM已在一定程度上連接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碳交易市場，但就目前的情況看，碳交易市場的全球統一仍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目前，2012年后氣候談判結果尚不明確，各個國家仍在謹慎地評估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方案。

       多樣性將是碳交易市場不同于普通商品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而這種多樣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減排成本的差異化。碳商品的價值與所在地區的經濟、政治、技術環境密切相關，不同國家均會采取不同的碳交易市場建設方案。各交易系統下的碳商品的價格與質量將與這些區域性特征密切相關。當前，碳交易市場的主要功能是幫助發達國家履行減排義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探索適合當地的碳交易模式，這些模式各不相同，主要區別在于：一是選擇配額制還是減排量交易機制。二是減排的范圍如何界定，是按照行業還是按照行政區域劃分。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大的風險可能不是來自碳交易市場，而是國際貿易中的碳壁壘。未來的國際資本市場上，氣候變化將成為熱點，金融機構在信貸、衍生品設計上都會逐漸向低碳領域傾斜。這一信號在國外已經非常強烈，盡管國內還只是剛剛起步，但隨著來自國內外的減排壓力，金融市場的綠色轉型將只是時間問題。現有的企業財務與環境報告體系及金融機構的評估系統，無法幫助參與方識別潛在的碳風險，更無從設計避險工具。因此，對碳風險的管理，僅僅依賴現有的工具還是不夠的，必須構建一整套游戲規則，包括碳信用評級、碳排放測算、審核與披露機制，碳交易平臺，碳成本與風險評估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