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23年，全球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頻發，氣候變化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如何加強國際間合作，并制定和執行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如何減緩氣候變化對地球家園的影響？中國在協同世界各國應對氣變問題上又做了哪些嘗試？

在2024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這些話題再次成為中外各界關注的焦點。東方衛視駐歐記者陳彬就此專訪英國海外發展研究院風險和恢復力項目主管梁麗博士。她長期從事氣候風險和國家適應規劃相關方面工作，還曾專門負責中國適應氣候變化項目。

記者: 您負責的中國適應氣候變化項目(ACCC Phase I and II)，是首個中國與發達國家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項目。可以給我們介紹下這個項目嗎？

梁麗: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氣候風險項目。英國、瑞士等國同中國發改委、中國氣象學會、多家智庫等相關機構合作，開展風險和脆弱性評估，以了解中國可能面臨的來自氣候變化的生物物理和社會風險，并制定計劃來降低這些風險。

目前，我在ODI團隊的工作重點是廣泛地與發展中島國合作，幫助它們應對沿海侵蝕、海平面上升等問題。還有索馬里等國，它們不僅經歷了氣候相關問題，還面臨著沖突。所以我們正在與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合作，為他們提供氣候變化的證據和解讀，同時也展示減少排放的方法等，比如能成功地在能源轉型方面達到零排放，以更好地適應正在日益加劇的氣候極端情況。

記者: 去年底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23年度報告》呈現了一些數據：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2022年比2005年下降超過50%，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風電水電、光伏發電等裝機都位居全球第一。您怎么看待中國交出的這份“成績單”？

梁麗:這些數字令人印象深刻。毫無疑問，中國在擁抱可再生技術投資方面一直是領先者。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宣布了關鍵優先領域。這些領域圍繞能源和交通，提高效率，包括投資綠色技術、綠色生活方式等。

最近，我們還看到有關可再生能源的基礎設施計劃公告，我理解是針對中國北方的，因為該地區對煤炭依賴非常大，投資可再生基礎設施的舉措尤為重要。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現在已承諾將ESG環境社會治理準則納入即將上市公司的相關標準，我認為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跡象。

我們需要強烈關注這類投資，并確保已存在的可再生技術能夠部署到需要的地方，人們可以獲得低成本、可靠的能源。

就中國北方而言，我認為這個可再生基礎設施計劃項目很重要，但也存在挑戰，中國政府正在尋求解決省際連通性等問題。

記者: 您說的連通性問題，具體是指什么？

梁麗:在轉向可再生能源方面，需要確保可再生能源能夠被電網吸收。僅僅在一個省份進行投資是不夠的，生成的能源還需要能夠供應給其他省份。這是一個技術問題，需要確保各個電網之間的連通性，以便可再生能源的推廣可以受益，可以擴大規模，并且能夠惠及更廣泛的區域。

記者: 作為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在氣候變化或氣候合作方面的努力如何能夠對國際氣候合作產生影響？

梁麗:長期以來，國際社會一直期待中國擔起國際氣候治理領導者的重任。國際氣候治理是復雜的，國際氣候治理國際機制一樣，也受到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的影響。

然而，對于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說，我們聚集在一起專注于應對氣候變化是非常重要的。這意味著需要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得到履行，但我們也需要看得更遠。

上一次氣候大會上，有很多關于淘汰或減少煤炭使用的討論。氣候治理不僅僅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也關乎其他各種公約框架，如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等。

中國也非常重視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因為之前的一次會議就是在昆明舉行的。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世界需要一起來解決環境問題，氣候變化只是世界面臨的廣泛環境挑戰之一。

記者: 您談到了國際氣候治理需要合作和雄心勃勃的目標，但在合作過程中確實存在一些爭議。例如，歐盟剛剛發起了針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反補貼調查。您如何看待這種調查？它是否會對氣候治理合作產生不良影響？

梁麗:貿易爭端不可避免地會波及氣候治理領域，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各國政府的強有力領導，不讓貿易爭端影響到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現實一點說，所有國家都在嘗試平衡，例如，歐盟和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問題上，試圖平衡保護國內產業和去碳化的需求，這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矛盾”。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出發點是真正認識到問題的根源。

記者:在2022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中國沒有派遣高級政府代表團，而只派遣了氣候特使解振華。您認為真正影響中美新時代關系的關鍵是什么？氣候治理可能是中美關系的一個緩和點嗎？

梁麗:目前世界局勢相當動蕩，存在許多非常重大的地緣政治風險。中美在貿易等領域關系緊張，好在氣候問題仍然是雙方可以合作、對話和交流的領域。

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中美兩國政府都同意減少排放，在減少氣候變化所需要采取的行動目標上是一致的，同時在幫助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態度上也是一致的。但是，兩國如何應對這一問題的方法存在差異。

我認為解振華同克里的關系非常重要，尤其在中美關系緊張時。總要有一扇門是開著的。應對氣候變化應該是中美始終可以相互接近的領域，包括關于芬太尼等協議，我們在舊金山已經見證了這一點。

所以，作為負責任的全球大國，美國和中國應該始終在對抗毒品、應對氣變等大型全球性挑戰上保持對話開放。

記者: 您如何看待英國政府全球氣候治理的做法？

梁麗:自2008年以來，英國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認識到自己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在某些領域，有人會爭論說英國實際上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置于應對氣候變化之后。

英國是最早將《氣候變化法案》納入法律、設定法律約束，將其作為國家目標的國家之一。英國一直是與中國合作的堅定支持者，通過其各種倡議，比如繁榮基金，該基金致力于中國的低碳發展，進行了“適應中國氣候變化”項目，以及在碳捕獲、儲存等新技術開發方面的交流。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英國還推進了“損失和損害”這樣的復雜議程，這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英國已經承諾提供資金支持。所以英國確實看到了與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繼續合作的重要性。英國氣象辦公室與中國氣象協會有著深入的合作，這一點至關重要，必須繼續下去。

記者: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國是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嗎？》中提到，西方看到的是風險，中國看到的是機遇；西方尋求加強現有體制，中國則在創造新的體制。在您看來，中國抓住這些機會給全球發展帶來了什么？

梁麗:在我們討論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互動時，重要的是，這不是一段新關系。實際上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互動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近期，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建設基礎設施項目并支持各國的發展。當中國在思考和談論發展時，談論的是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不僅僅是提供援助的發展，中國也確實在做這些。

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動，也面臨著所謂“債務陷阱”等批評，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艱難的學習過程。走出去建設基礎設施本身就充滿風險，對任何國家而言都是如此，要考慮環境治理和合規問題。中國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建設項目，總體來說非常成功。這些國家需要連通性，需要交通走廊，中國是在響應他們的需求。

記者：您認為全球南方的崛起在重塑世界秩序中將扮演什么角色？

梁麗:大家都在談論全球南方的崛起。在我看來，這些國家將擁有更多主體性，有機會在全球舞臺上提出自己的關切。我們一直在說要推動國際體系改革，但到底是改革什么呢？這是一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探討基礎的共同話題。還有一些跨國家跨地域的話題如氣候變化、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等困擾著所有國家。

在我看來，與其說是全球南方崛起，不如說是作為國際體系的一員，每個國家都應該擁有同樣的發言權，都能夠平等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