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沒有明確碳
減排目標。
1997年《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
但氣候談判從來都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之后十多年間，多次國際會議反復討論是否將全球平均升溫幅度控制在2℃以內。溫度控制目標一旦對應二氧化碳濃度，就相當于明確減排量。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量化了每1℃升溫給人類帶來的影響，但重大國際會議均沒有提到細化、具體的零
碳指標。
直到2015年，《巴黎協定》設定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高幅度控制在遠低于工業化前水平的2℃ ，并且努力將升溫限制在1.5℃以內。為實現控溫目標，《巴黎協定》要求全球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六次評估報告也強調，要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以內，全球需在本世紀50年代初達到二氧化碳凈零排放。
其實從過去30多年來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進程來看，氣候變化
問題已由科學問題轉化為經濟、外交和政治等議題，成為人類發展和全球安全問題，但這歸根結底還是發展問題，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
而“雙碳”問題又是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焦點問題，這是一場國內與國外、當前與長遠、發展與穩定等交織的整體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