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正在變得與氣候政策不再相關。《自然》雜志日前撰文指出，為了謀求一致性和避免爭論，該組織正在遭遇“路燈效應”：更多關注“明亮”的氣候科學。但對問題的洞察往往來自暗處，遠離那些自然科學能單獨闡釋清楚的地方。

IPCC最新報告墨跡剛干，科學家和各國政府就開始計劃改革下一輪大型評估工作。確實，改革評估和寫作過程將使IPCC更敏銳和中肯。但這個于2月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的IPCC會議上作出的決定顯示，政府并沒有多大的改變意愿。

《自然》指出，報告制定的基礎過程和時間表將仍原封不動。擴大跨學科主題的覆蓋范圍和實行更多管理措施等的小幅改動，可能會使IPCC工作更緩慢。

這一次需要與眾不同。IPCC必須徹底改變其與社會科學的合作。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等領域是了解人與社會和響應環境變化的核心，對制定有限的減排政策和全球合作至關重要。

IPCC僅吸納了很少的社會科學內容。只有一個分支——經濟學，在評估過程中發出了主要聲音。在負責評估氣候變化減緩和政策的第三工作組，35位主要作者中有近2/3來自該領域，尤其是資源經濟學。而其他的社會科學幾乎沒有現身。其中只有一位政策科學家：David Victor（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國際關系學教授）。

Victor表示，與之前相比，新報告為數不多的亮點是更多地覆蓋了行為經濟學和風險分析。在評估影響和適應的第二工作組，64位主要作者中，不到1/3是社會學家，而其中約有一半是經濟學家。

但要將更多的社會科學納入IPCC將十分困難。不過，如果能夠反映這些領域是如何組織的以及這些學科能解決何種政治相關問題，該目標也有可能實現。“這將需要IPCC進行大規模改革，并且該機構需要將部分評估過程分配給其他組織。”Victor說。

IPCC一直徘徊在要求獨立性的科學和迎合政府愛好的外交之間。盡管科學家為報告提供了材料，政府卻在整個評估過程中擁有發言權：它們采納每章的提綱、評估草稿和批準最終報告。

如此嚴格的監督促使科學家堅持一致性范圍和剔除有爭議的話題。在社會科學領域，這些壓力尤其巨大，因為政府想要控制能影響政策的有關社會行為的內容。這個領域涉及的問題包括，哪些國家能容忍氣候變化產生的成本、分配減排任務、國際條約的設計、投票者如何響應氣候變化信息和氣候相關壓力是否會讓國家走向戰爭等。社會科學有助于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實際上，IPCC未能探索這些議題。

政府允許IPCC出版的內容范圍十分狹小。政府通過協商達成共識，逐行批準該文件。而分歧的范圍從“全球公域”等詞語如何定義到呈現數據的整個圖表。

例如，在去年4月審批第三工作組的總結摘要時，少數國家否決了根據經濟增長顯示排放分類的圖表。盡管這種格式具有科學意義——經濟增長是排放的主要驅動力，但具有“政治毒性”，因為這會影響一些快速發展、需要更多控制排放的國家。

IPCC成果的一個大問題并非是它太過具有政策指向性或過于受特殊利益的影響。它的主要痛苦是精神食糧——過多乏味的聲明沒有任何政策價值。Victor表示，摘要、格式化的全球數字和可復制的模型能獲得批準，原因是它們不會暗指任何國家或行動。但那些有關哪些工作將實際有效（或失敗）的分析都被剔除。而警告則被掩蓋或變得支離破碎。

例如，“第三工作組總結”的讀者可能了解到，如果政府采取減排措施，保證全球氣溫不高于前工業時代水平2攝氏度，那么到2050年，年經濟增長可能僅降低了0.06%。他們可能需要在濃密的圖表中費力地弄清只是一小部分模型認為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這表明，社會科學也應該受責備。”Victor說，因為社會是復雜的，在某種程度上，比彩虹魚的細胞更難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大部分知識范型是薄弱的。除了主流經濟學等一些例外，針對社會科學的主要爭論集中在各范例之間，而非其內部。

考慮到國際法的角色。一些社會科學家把法律視為合同；還有些人則認為,它主要通過社會壓力起作用。Victor提到，前者建議政策制定者精準氣候協議的語句，包括減排目標和時間表，并采取措施，確保各國政府兌現承諾。后者則贊成采取具有清晰焦點的大膽的法律范式，例如爭取零排放。“在正確的語境下，每種方法可能都有用。”他說。

多個相互矛盾的范例，使得難以系統化社會科學知識或確定哪些問題和方法是合理的。此外，社會科學內部的激勵機制，也阻止其關注氣候變化等特定實質性話題，尤其當需要跨學科合作時。例如，在政治學中，政治動員研究、行政控制和國際合作等具有相關性。

而社會科學家應該闡明為什么不同的知識視角和背景導致不同的結論。每個領域的研究領軍者能描繪出其不一致點以及它們的相關性。研究人員表示，氣候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應當更多地討論分歧如何根植于不同的價值和假設，例如，政府機構是否有能力指導減災。這類爭議有助于解釋，氣候政策領域為何存在許多不一致性，即使在那些事實似乎已經清晰的領域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當前的IPCC報告結構沒有反映這種坦率的假設、價值觀和范例。”Victor說，它關注已知的已知和已知的未知，而非更深、更廣的不確定性。

在新一輪評估工作里，將社會科學納入IPCC和氣候變化中是可行的。Victor表示，新一輪工作將于今年10月開始，一直進行到2022年，致力于以下3個方面。

第一，IPCC必須詢問社會科學家能回答的問題。如果該工作組尋找社會科學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文獻，它會發現非常少。但它會發現豐富的相關知識，例如，社會如何組織、個人和團體如何感知威脅及如何響應災難壓力和集體行動如何效果最佳等。

一旦今年年底IPCC新領導層敲定，該團隊將邀請美國政治學聯盟等大型社會科學機構，參與到其能評估和回答的相關議題中。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學科科學組織，例如英國皇家學會，也將參與進來。這些將指導IPCC確定下一份報告的視野。

第二，IPCC必須變成一個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者而言更具吸引力的地方，他們通常不參與氣候領域。IPCC的評估工作通常有內部人員完成，他們必須忍受不斷的審查和監督，這些通常要耗費數百小時，并需要他們前往地球的許多角落。實際上沒有其他的科學服務有如此高的投入產出比。IPCC必須更有效地使用志愿者的時間。

第三，所有各方必須承認，一個共識過程無法操作爭議性話題，例如，如何更好地設計國際條約，或如何管理地質工程技術的使用等。為此，科學家可能需要并行處理過程，以解決大部分政策相關問題。

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IPCC。IPCC是一個政府間機構，它向UNEP和WMO所有成員國開放，它的作用是在全面、客觀、公開和透明的基礎上，對世界上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最好的現有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信息進行評估。

去年11月1日，IPCC第四十次全會在丹麥哥本哈根審議通過了第五次評估報告綜合報告。根據這份報告，近百年全球氣候變暖體現在全球氣溫升高、海洋變暖、冰雪大范圍融化、海平面持續上升等諸多方面。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氣溫大約上升了0.85攝氏度。1971~2010年間，氣候系統增加的凈能量中有90％以上儲存于海洋，造成海洋上層變暖。自1971年以來，全球冰川普遍出現退縮現象，格陵蘭冰蓋和南極冰蓋的冰儲量減少，北極海冰面積以每10年3.5％~4.1％的速率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