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5日，本該溫和的海洋性氣候卻給倫敦蒙上了最沉重的面紗：馬路上的可見度為零，道路被迫封閉，車輛無法行駛；短短5天里，倫敦因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病死亡的人數多達五千余人，接下來的兩個多月，死亡人數增至一萬三千人。墓地一反常態變得擁擠，寂靜述說著人們對死亡的極大恐懼和對霧霾的深惡痛絕。
1956年霧霾戰斗的第一槍
1956年，倫敦用一部法律打響了與霧霾的第一戰。在這部《清潔空氣法》中，出現了四條尤為重要的空氣治理方法：
1．關閉市區內所有發電廠：這并非想象中那么簡單——拿
北京舉例，北京城的東南西北四個角各有一個大型熱力發電廠，是四個重大污染源，處理它們涉及到整個城市供氣供暖系統的極其復雜的改造。而當年的倫敦毅然把市區內所有的熱力發電廠遷移到了城區外。
2．鼓勵工業企業外遷：作為工業革命的主力軍，工業、工礦企業的外遷無疑動用了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且可能影響企業的發展。可見倫敦并沒有沉溺于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將環境治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3．改造傳統爐灶系統：煤球燃燒產生的大量二氧化硫和微小顆粒物質，加重了空氣污染。于是政府花大本錢用天然氣、煤氣供給爐灶系統。
4．城市集中供暖：通過集中供暖來減少能源資源的浪費，減少了空氣污染的供給源。
倫敦政府的對癥下藥似乎卓有成效，通過法律手段強制實行空氣治理的做法，終于讓倫敦漸回明朗。
20世紀70年代后的持久戰
就像經濟永遠不會停下它昂首前行的步伐，污染亦緊隨其后，以新的形態侵襲。70年代，倫敦從一個工業性城市發展成為商業城市，大量中產階級購置私家轎車，至今已達四百多萬輛車——汽車尾氣成了流動的空氣污染源，其猶如手段高明的殺手，于無聲無息中每年殺死5000多人。新一輪戰爭打響了。這一次，倫敦卯足了勁，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1.地鐵建設：作為世界第一個建造地鐵的城市，倫敦的地鐵系統非常復雜。倫敦地鐵每天承載300萬人流，使路面汽車驟減。且地鐵已不僅僅是
交通工具的重要組成，更是英國文化不可割舍的特色元素。
2.控制政府用車：在倫敦，只有首相和內閣大臣有權使用公務車，而首相也經常騎車或搭乘地鐵上班。反觀北京，通過分析，2006年北京的公務用車占到了全市汽車保有量的20%，而今北京有532萬輛車，其中公務車數量可想而知。
3.限制私家車進城：當然，這是建立在公共交通極其發達的前提下。這也是今天上海、杭州等城市在采取的飽受爭議的措施。雖然這是對外地車的“歧視”，也是一條以金錢劃出的門檻，但確實也起到了限制作用。
4.改造
出租車：由于出租車的老舊，倫敦空氣污染的20%來自出租車。于是政府補貼，將1200倆出租車改裝為電動，并對車齡15年以上的出租車進行吊銷執照以強制淘汰。
5.修建自行車高速公路：2010年，倫敦第一條8.5公里的自行車高速公路修建完成，可直達市區。未來十年，還將修建11條類似的專用道。既健身又環保，甚至比開車省時間，一舉三得。
6.打造城市“綠肺”：在倫敦市區以外，保留了4434平方公里的環形綠地，用“綠肺”來緩沖污染，凈化空氣。
7.新材料治理空氣污染：倫敦的環衛部門使用了一種名為鈣基粘合劑的新型材料。將其涂抹在城市建筑的外墻面，可減少空氣中14%的漂浮物。
8.全民監督空氣治理：PM2.5監測在1999年就被倫敦引進。2010年倫敦國王學院在全倫敦布置了200多個監測點，并讓每個市民都能下載APP監測空氣質量，并對政府環保工作進行反饋。
其實，不僅僅是倫敦，美國、日本、德國同樣經歷過“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劇。但它們也已回歸潔凈的藍天，我們雖不能拷貝他們的模式，但他們的決心與方法卻能給予我們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