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的實務操作與法律法規存在緊密相關性，沒有法律法規的約束，碳會計信息披露就缺乏理論基石，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業披露的隨意性和可操作性。

作為新生領域，碳會計正式出現的時間很短，我國現雖已制定《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環境保護的法律７部，相關法規20多部，但并未從會計角度對碳會計信息披露做出明確規定，更未制定相應的碳會計準則。

美國、日本等在碳會計研究領域已取得一定成果的國家，均設有獨立的監管部門來監控企業碳會計披露狀況。例如，日本已設立“環境省”這一中央省廳作為監督環境會計的主要機關。環境省自設立至今，已頒布《環境成本及報告指南》、《環境會計準則》、《環境會計準則》《環境報告指南（2007年）版》等會計準則，為日本企業提供碳會計信息披露的標準并監督其碳信息披露狀況。

而我國目前仍處于碳會計領域研究起步階段，尚未設置獨立的監管部門來監控上市公司碳會計信息披露情況。相關監管部門并未明確規定碳排放信息披露應遵循的原則、質量要求、披露內容、披露方式、計量方法等，政府管制缺乏強制性，管制相對松弛，導致企業對碳排放信息披露的隨意性和操縱性較大。而對于企業已經披露的碳會計信息，缺少獨立第三方對這些數據進行外部審計，信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難以得到保證，信息質量的好壞也無從衡量。

我國尚未就碳會計信息披露模式及內容形成明文規定，絕大多數企業的碳排放信息只是以文字性描述零散分布在企業年報、可持續發展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等中，很少以單獨的項目在獨立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報告中反映。這種零散的披露模式雖然簡單易行，但信息使用者閱讀起來較為吃力，且碳排放活動無法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緊密相連，降低了報表的信息含量和使用效益。

在披露內容方面，由于沒有公認的量化標準，企業難以遵循重要性原則披露相應的碳會計信息。部分企業會避免披露對企業盈利不利的碳排放信息，導致碳會計信息披露可操縱性強、披露內容不全面。

目前，我國多數企業難以準確呈現其承擔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責任的具體內容和履行情況；在對企業碳排放信息核算和管理情況的描述中，缺少碳排放核算方法等相關內容的介紹；對企業減排目標和氣候治理戰略情況進行披露時，也沒有碳排放信息披露責任分擔和激勵對策方面的內容。

在當前碳排放信息披露缺乏有力監管的背景下，由于相關從業者環保意識的缺乏，相關利益方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多數企業并未將公開披露碳排放信息視作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動力，部分企業仍存在放縱碳排放超標，不主動預防、治理污染的行為。

此外，由于企業很少獲得相應的減排稅收優惠、經濟補貼等，多數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意識較為低下，對碳排放信息披露存在較強的操縱行為，尤其對于可能影響企業形象的、一旦披露將損害企業利益的碳排放信息，其操縱性更為明顯。在此情況下，企業有選擇地披露對其有利的碳排放信息，導致所披露信息無法如實反映符合確認和計量要求的各項會計要素及其他相關信息，同時也難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完整性、真實性和及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