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都時代

全球氣候變暖與二氧化碳減排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重要的環境問題之一，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到具備“聯合履約（Joint Implementation，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國際排放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IET）”三項靈活機制的《京都議定書》，都充分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于控制全球氣候變暖的重視程度[1]。我國在2012年之前都無需承擔減排義務，我國碳交易也僅僅是作為賣方將減排額賣給負有減排責任的發達國家，此階段被統稱作“京都時代”。

（二）后京都時代

自2012年后，二氧化碳減排進入了“后京都時代”。2015年12月12日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了具有新時代意義的《巴黎協議》。《巴黎協議》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根據協議，各方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發達國家將繼續帶頭減排，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幫助后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2]。《京都議定書》只規定了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兩個承諾期的減排承諾，而《巴黎協定》包括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2020年以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機制做了制度性安排。我國在2013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約為29%，根據協定要求，我國要從“相對強度減排”逐步過渡到“碳排放總量達峰”，再到“碳排放總量絕對減排”。

（三）我國碳交易市場

世界范圍內為了降低碳排放，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建立國家或地區范圍內的碳排放權分配制度，并建立相應的碳交易市場，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整體把控[3]。在2015年10月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也提出了要有效控制重點行業碳排放，建立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發展碳交易市場。中央也提出了要在2017年啟動覆蓋重要行業的全國碳交易市場（鋼鐵、水泥、發電、化工、建材、造紙、有色）。

在鑒于國外發展碳金融市場經驗基礎上，我國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開展了“兩省五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程。部分試點基本概況見表1。

表1 我國碳排放權交易部分試點概況

雖然我國七個碳排放交易試點已初具規模，但從其主要業務內容而言，尚集中于“CDM”（聯合國核準用于發展中國家抵消發達國家碳排放指標）項目與“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項目，此類項目主要集中在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風電等清潔能源項目及綠色林業項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