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南：“十四五”是實現我國碳達峰的關鍵期，也是邁向碳中和的重要窗口期，我們既面臨客觀的外在挑戰，也面臨主觀認識方面的挑戰。

客觀挑戰在于我們的碳達峰是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統籌考慮下的達峰。對標歐盟在上世紀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達到45億噸的峰值，預測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將達到106億噸左右，是歐盟的2.4倍。按照歐盟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目標，其碳達峰至碳中和歷經60年，而我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僅有30年，因此我國面臨著比發達國家時間更緊、幅度更大的減排要求。

為了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我們要盡快達峰。放任不加控制的峰值與加以控制的峰值差異很大，因此我們還要避免高位達峰，給未來的碳中和打下基礎。這就要求我們在“十四五”期間推動一些地區和重點行業率先達峰，同時在經濟社會各方面做出努力，減緩碳排放增長態勢。

主觀挑戰在于不少地方和行業還沒有做好碳減排的準備，高碳發展的路徑依賴仍然存在。現在一些地方認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甚至還在高碳的軌道上謀劃“十四五”發展規劃，攀登碳排放“新高峰”，達到“新高峰”后再考慮下降，這就沒有認識到碳中和對各地發展的倒逼要求。

如果在“十四五”期間投產一些燃煤電廠、鋼鐵企業，這些企業設備的服役年限都在30年以上，這意味著一直到本世紀中葉，這些設備都將持續排放二氧化碳，造成高碳排放“鎖定”效應，對我國達到碳中和愿景造成阻礙；或者為了滿足碳中和的要求，這些新建設備在達到服役年限前就要提前關停淘汰，造成巨大投資浪費。

我國經濟現代化、城鎮化等進程遠未結束，無法沿襲發達國家自然達峰和減排的模式，而是要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因此，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通過碳達峰、碳中和強約束驅動經濟新變革，包括生產模式、產業結構、能源供給、電力體系、能源消費和生活方式等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