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大多數領域，綠色溢價是正值，而降低綠色溢價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魯政委告訴記者，具體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路徑：一是增加高碳技術的生產成本，基于碳的社會成本對高碳技術的排放進行定價，使其負外部性內部化，借以提升高碳技術的生產成本；二是通過財政、金融等各類綠色激勵措施降低零碳技術的各類成本，促進技術創新與進步，將零碳技術的正外部性內部化，提升零碳技術的經濟成熟度。魯政委表示，可以通過相應的政策來加以引導，使得使用清潔能源比化石能源的成本更低。如此，就能夠更好地撬動全社會金融資源向綠色領域傾斜。

“除了綠交所，各類金融機構也需要共同發力。”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研究部主管龐溟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我國的金融體系可以通過推動綠色低碳投資、發展綠色金融，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轉型和變革式發展，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助力實體經濟和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提高企業、全社會和相關政府部門的環境保護觀念，使綠色低碳不僅成為定價工具、評判標準和投資策略，更是成為價值觀念、責任擔當和行動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