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為低碳轉型按下“加速鍵”，在此過程中，金融資源如何合理配置一直是市場關注的焦點。

　　“從當前實踐來看，綠色金融涉及的大部分都是項目投資，而這對商業銀行而言存在一定難度。”首都銀行（中國）行長黃振東近日在上海接受《每日經濟新聞》專訪時坦言。

　　究其原因，在于商業銀行面臨著嚴格的流動性管控。“流動性”這一指標，是采訪過程中黃振東多次強調的關鍵詞，在他看來，綠色金融不止于銀行，更需要多種業態協同推進。

　　他以母行首都銀行集團多年的實踐為例，向記者拆解了三種綠色金融的業務形態，分別適配于不同的項目需求。作為菲律賓最主要的商業銀行集團之一，首都銀行集團囊括銀行、保險、信托、投行等綜合業務牌照，在東南亞綠色經濟發展中積淀了深厚的經驗。

　　基于此，黃振東在受訪過程中也提到，外資銀行需找準差異化定位。“我們做的綠色金融業務基本都和跨境相關，通過與母行的跨境聯動，能夠為中資企業提供全方位、便利化的跨境綠色金融服務。”

　　商業銀行的“掣肘”：資金供給與需求存在錯配

　　“綠色金融發展的需求更多在于項目，而非產品。”黃振東對記者說道，從當前實踐來看，綠色金融涉及的大部分都是項目投資，而這對商業銀行而言存在一定難度，究其原因，在于商業銀行面臨著嚴格的流動性管控。

　　“期限”則是其中的關鍵。他進一步解釋：“一些中小銀行的存款偏短期，平均期限大概在6個月，這種情況下往往難以去投資動輒5年、10年乃至更長期限的項目，因為資產負債的期限會出現錯配。大型銀行由于資產體量大，受到的限制可能不是特別明顯，比如拿出1000億元去投資一個10年期的資產，而這1000億元相較于大行幾十萬億元的資產而言占比很小，帶來的影響可能不會特別大。但是對于大多數中小銀行而言，通常資產規模體量越小的商業銀行，3年、5年以上的資產也會越少，那么從流動性指標管控的角度來看，這些銀行就難以去做這些長期限的項目投資。”

　　此外，從資本占用的角度來看，高碳產業轉型的項目往往具有投資周期長、投資金額大的特點，這對銀行而言意味著長期的資本占用以及增加的資金成本。根據國內監管規定，若商業銀行表內直接持有股權資產，資本占用是比較高的，根據持有時間不同，權重為400%~1250%。

　　“商業銀行在積極參與，但可能不見得是這個市場的全面主導者，綠色金融的生態僅靠商業銀行是不夠的，需要多種業態的協同推進。”黃振東坦言。

　　在他看來，商業銀行比較擅長從產品的維度去切入綠色金融，但如果是長期限的項目投資，通常不是商業銀行的業務范疇，而是投行等其他機構的業務領域。

　　他舉例稱，母行首都銀行集團旗下設立了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都銀行集團旗下投資公司），以投行的形式去參與長期限的項目投資，使得商業銀行與投行的業務有所區隔。

　　三種業態的參考：基于實際需求進行分類

　　在黃振東看來，金融機構若要深度參與綠色金融，根據自身的業務形態去分類是十分必要的，不同業態協調配合，這將更好地推動綠色金融市場發展。基于此，他向記者拆解了母行首都銀行集團的做法，給出了三種業務形態的參考。

　　其一是基金。一些綠色金融項目需要長期運行，且風險比較高，通過基金的形態支持會更符合項目的需求。

　　于是，母行成立了Metro Clean Energy Equity Feeder Fund（清潔能源股權基金），使得尋求長期資本增長的具有激進風險狀況的企業更容易獲得綠色投資。該投資信托基金專注于替代能源和能源技術，將其總資產的至少70%分配給推動向清潔能源轉型的全球公司，包括可再生能源技術提供商、替代燃料開發商和節能基礎設施。

　　“這是一個長期資本，對應的也是長期回報。因為投資的項目風險較高，這當中也會有失敗案例，需要不斷地擴容以分散整體資金池的風險。”黃振東告訴記者，2024年母行共有214家企業客戶參與該計劃，完成514筆交易，金額共計15.6百萬比索。

　　其二是貸款。母行為ACEN阿亞拉集團在菲南部贊巴萊斯的某項目第二階段的開發提供了45億比索的長期貸款。一旦投入運營，該項目將有助于每年減少32萬噸碳排放，同時為大約11萬戶家庭提供清潔能源，并在社區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其三是債券。水不僅僅是一種資源，更是社區的生命線，為了加強菲律賓水務公司Maynilad的長期水資源可持續性，母行為其提供了100億菲律賓比索貸款，支持其升級水處理設施等。同時由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都銀行集團旗下投資公司）支持其150億菲律賓比索的藍色債券發行，該公司將利用所得資金資助12個促進可持續水和廢水管理的重點項目，直接惠及1000萬客戶。

　　“基金、債券都是支持長期項目，但兩者性質不同。基金是我們承擔風險，去支持那些有創造機會、比較激進、風險較高的企業，債券則通常是由大型企業發起，我們作為承銷單位來協助完成資金募集。”黃振東對記者說道。

　　他同時表示：“不同于國內監管體系對于綠色金融的引導，東南亞商業集團的影響力比較大，我們根據商業行為逐漸發展出可行的方案，因此會有基金投放、項目貸款、債券發行，這是基于實際需求進行分類，由需求催生出的結果。”

　　外資銀行的定位：跨境聯動提供解決方案

　　近年來，東南亞地區加速綠色轉型，當前仍然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在黃振東看來，菲律賓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綠色轉型的挑戰正是首都銀行的機遇所在。

　　“外資銀行必須有自己的差異化定位，先從跨境起步，配合母行的業務，所以我們做的綠色金融業務基本都和跨境相關。”他向記者解釋，作為菲律賓首都銀行在華全資子公司，首都銀行（中國）通過與母行的跨境聯動，借助母行在當地乃至東南亞地區的地位、資源、信息等優勢，能夠為中資企業提供全方位、便利化的跨境綠色金融服務。比如，為支持中國出口東盟，尤其是菲律賓，首都銀行（中國）曾為出口廠商大力提供福費廷融資業務，也曾聯合母行為中資企業轉開保函，支持菲律賓當地基建工程。

　　談及未來的跨境合作方向，黃振東表示，結合當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需求，銀行的內保外貸、內存外貸等融資方案可以幫助企業在海外項目中獲得低成本資金。此外，跨境銀團貸款、跨境資金池等方式也可為企業跨境綠色項目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洗綠”“漂綠”風險是全球綠色金融發展中的普遍挑戰，金融機構對此的風控水平則關乎綠色金融各項業務開展的質效。

　　采訪中談及風險規避問題時，黃振東對記者表示：“我們會重點評估項目的‘實質性’，是否能真正減少碳排放，比如目前正在寧波當地所實施的基于石化設備升級的融資項目，我們會去研究判斷這樣的改造價值究竟有多大，而非僅僅依靠掛有綠色補貼的名號。在每項業務開展前，我們都會先做風險評估，再做投向分類，從而避免銀行在綠色金融的投向目標下放松風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