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舉措，產業結構從高消耗、高排放、低技術含量、低利潤率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技術含量、高利潤率方向優化轉型初具成效。而面對全球資源價格提高、信息化與技術進步加快，以及勞動力成本加大等現實挑戰，積極應對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分流”與發達國家“高端壓制”的雙向擠壓，繼續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任重道遠。

　　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并強調“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如何貫徹二十大精神，“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對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出新的要求，筆者認為，應針對主要的制約因素精準施策，將其轉化為促進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的新動力。

　　當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主要動力與方向

　　目前，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是經濟發展的著力點和結構轉型的新起點。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優化產業結構，聚集新的增長動能，不斷塑造發展新優勢，確保“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加快農業轉型是新發展階段賦予的現實要求。要以農業轉型升級促進鄉村振興，確保農業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堅持把發展農村經濟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加快推進農業政策從增產導向轉為提質導向，將農業發展方式從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型經營轉向可持續生產，有效提高農民收入。

　　工業是我國“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主戰場。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需要堅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與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并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端制造業不僅是產業體系的新支柱，還是提升產業體系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領域。與此同時，要解決部分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以技術改造和創新，利用信息化、智能化、自動化、供應鏈管理等方式，解決部分行業高耗能、高排放，增長效益低的問題。

　　服務業在現代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后疫情時代，要積極應對沖擊，探索建立適應疫情后生產生活方式的新型現代服務業體系。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促使現代服務業加速向數字化轉型，通過科技創新、組織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等，推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廣泛應用于服務業，促進服務業與制造業、傳統服務業與新興服務業等的融合發展。

　　基礎設施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對提效增量起到巨大促進作用。要加強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助力產業結構升級。加大針對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領域以及戰略性、網絡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支持結構轉型和產業提升，促進新業態、新產業、新服務發展。

　　促進地區產業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區域均衡基礎。優化產業分布空間格局，根據國土空間規劃，優化資源要素配置和生產力的空間布局，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問題上，充分考慮產業發展要素的區域性特征，借助區域產業結構優化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綠色低碳轉型面臨的主要挑戰

　　“雙碳”目標是黨中央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戰略決策，關系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需要注意的是，實現“雙碳”目標，面臨著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就業結構錯配等挑戰。對此，應針對這些挑戰精準施策，將其轉化為促進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的新動力。

　　首先，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綠色低碳轉型任務艱巨。2019年，中國碳放量約占全球的28.8%，人均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倍，人均排放水平甚至超過一些歐洲完成工業化國家，如英國、法國等。當前，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碳排放早已達峰；而我國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源消費水平和碳排放量在短期內實現大幅下降的壓力較大。

　　第二，完成綠色低碳轉型窗口期短，時間緊。中國承諾的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過渡期只有3 0年，與歐美發達國家目前提出的“碳中和”目標距離達峰時間普遍有50年至70年的過渡期相比，過渡期明顯要短。由于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都尚未完成，從發展需求上看，要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經濟、能源的綠色低碳轉型，需要面臨比發達國家更巨大的挑戰。

　　第三，能源結構的綠色低碳轉型受到資源稟賦瓶頸制約。2020年，煤炭在全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仍達56.8%，非化石能源占比僅15%。由于我國“缺油、少氣”，石油和天然氣消費高度依賴進口，能源供應安全風險居高不下，水電和核電等清潔能源發展空間有限，盡管光伏發電和風電發展迅猛但占比太低，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煤炭仍然將在能源結構中發揮“壓艙石”功能。

　　第四，工業行業整體能源利用率偏低，但不宜太早實現去工業化。目前，工業部門能耗水平依然較高，單位GDP能耗約為發達國家的2倍至3倍。但由于部分高能耗的制造業具有穩定經濟和就業的功能，是立國之基，不能為了降低能源和碳排放強度而大幅降低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轉為高度依賴服務業的經濟結構，因此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空間受到約束。

　　第五，綠色低碳轉型帶來的新增就業與造成的失業之間存在系列錯配。綠色低碳轉型整體將給經濟發展帶來積極影響與凈增的就業效應，但就業增加與減少之間存在時間、空間、產業與技能的不匹配。一些高度依賴化石能源產業的地區和工人群體將會直接受政策影響面臨經濟衰退和失業的風險，這些地區由于經濟結構單一、工人群體技能較低，很難享受綠色低碳產業快速發展帶來的紅利。

　　在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中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在低碳轉型背景下，構建新型清潔低碳的產業結構，必須以當前我國煤、油、氣等化石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生產體系為基礎，遵循“先立后破”的原則，妥善處理好重點和難點問題，實現穩定、綠色和成本可接受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第一，做好對接“雙碳”目標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路線圖。實現“雙碳”目標，涉及經濟社會全局，對產業結構的持續轉型升級提出了新的要求，應進一步推動開展針對“雙碳”目標的產業結構轉型戰略與路徑研究，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和產業結構轉型的綜合協調。

　　第二，針對“雙碳”目標，建立合理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加速產業結構優化進程。通過創新低碳轉型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體現“排碳有成本，減碳有收益”的價值引導，通過激勵機制放大低碳轉型的正面效應，解決產業、企業成本提高問題，使各類市場主體的減碳轉型行動獲得合理利益，倒逼碳密集型產業加速退出。

　　第三，堅決控制高耗能項目的盲目擴張，堅持以“雙碳”目標統領產業結構升級方向。在疫情后刺激經濟加速復蘇的現實壓力下，要堅守生態文明建設與實現“雙碳”目標的戰略定力，嚴格控制煤電、煤化工、鋼鐵、煉化等碳密集型行業新增產能，將碳排放作為重要考核指標來指導完善產業政策，引導新產業準入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第四，建立健全支持“雙碳”目標的投融資機制，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向低碳方向傾斜。實現“雙碳”目標或創造超百億的新增低碳投資需求，綠色金融體系也將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重要的資金保障。為解決低碳創新技術研發的投融資問題，我國已開始積極探索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的制度創新。應繼續針對減碳項目的特點，加快相關投融資項目的標準體系、信息披露、地方試點體系構建，既要支持純綠的低碳產業發展，又要支持傳統產業向減碳方向轉型升級。

　　第五，妥善應對產業結構低碳轉型帶來的就業問題，促進實現公正轉型。部分高度依賴化石能源產業或高耗能產業的地區，將會在“雙碳”目標的巨大壓力下面臨就業減少問題。應將工業的低碳轉型與農業增匯，以及發展現代服務業相結合，擴大產業轉型升級給第一、第三產業帶來的新增就業機會，減少工業部門的就業壓力。針對受影響群體，建立健全再培訓、再就業體系，打造產業結構公正轉型的良好范例。

　　第六，培育新的消費觀念和需求，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實現“雙碳”目標。商品的供求關系變化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原動力，應加大針對生態文明建設、低碳轉型、綠色生活方式的宣傳，引導居民現實消費需求向低碳方向轉換。在綠色消費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間形成良性互動。

    （作者單位：張小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瑩，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