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回溯氣候變化的演化進程，矛盾的一面是應對氣候變化頗具挑戰性，既需要國際社會共同付出努力，國際合作較以往時刻更加重要，同時也需要考慮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發展基礎和發展進程的差異，氣候變化的國際責任分配成為了一個新的棘手的問題，究竟如何分配任務和推進合作愈發困難。

全球氣候變化越來越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這其中有著非常復雜且矛盾的原因。復雜的一面是氣候變化的歷史預測結果正在得到驗證，人類社會在工業革命后的三百年間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高污染、高能耗以及劇烈的氣候變化。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2022年全球氣候狀況》臨時報告顯示，1993年以來，海平面升速已翻了一番，近30年前開始衛星測量以來，僅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內海平面的上升就占到了整體上升的10%。預估2022年全球平均溫度比1850年至1900年工業化前平均溫度高出約1.15攝氏度。可見，氣候變化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且極其緊迫的難題。《科學》（Science）雜志的研究報告指出，鑒于氣候變化可能會加劇厄爾尼諾現象的出現頻率和強度，即使世界各國減少碳排放的承諾成為現實，預計21世紀全球經濟損失也將達到84萬億美元。

從歷史回溯氣候變化的演化進程，矛盾的一面是應對氣候變化頗具挑戰性，既需要國際社會共同付出努力，國際合作較以往時刻更加重要，同時也需要考慮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發展基礎和發展進程的差異，氣候變化的國際責任分配成為了一個新的棘手的問題，究竟如何分配任務和推進合作愈發困難。氣候變化問題直至最近數十年才真正從研究領域升格為政策乃至政治問題。因此，關于氣候問題的歷史研究是人類社會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前期條件，《人類歷史中的氣候變化：從史前到現代》從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兩個層面彌補了過往氣候研究的缺陷。類似的文獻還有法國學者帕斯卡爾·阿科特在2011年出版的《氣候的歷史》以及英國學者布萊恩·費根等2022年出版的《氣候變遷與文明興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氣候的變化是緩慢的、波段的、反復的，既有冰期，也有暖期，但工業時代和后工業時代，氣候卻在逐漸變暖，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強化。

在回答這些復雜且矛盾的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從人類氣候發展歷史的角度來進一步探索現實形成的邏輯，如果缺乏對這一問題的溯源，將很難真正改變人類社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傳統思維，可能會囿于利益分化、共識分歧和理念差異而延誤氣候變化行動。雖然說《人類歷史中的氣候變化》這本書并非唯一探討氣候變化歷史的專著，卻在方法論和結構上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人類氣候變化歷史的全新視角，同時也提供了更多的科學常識。

本書的兩位作者分別是美國菲奇堡州立大學地球科學的副教授伊麗莎白·戈登和歷史學教授本杰明·利博曼，兩位學者在“氣候變化與人類歷史”的課程中開展了這一項目，本書引言清晰地闡明了科學與歷史的研究方法，完美地契合了兩位學者的研究背景，開辟了關于氣候問題研究的科學與歷史綜合研究的方法論，而傳統意義上的氣候問題研究往往局限于重要的歷史現象和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敘述通常輕描淡寫，僅作為歷史研究和發展趨勢的基礎，缺乏對氣候問題的重視。當我們在談論氣候問題時，既要從生物學、氣候學的視角來準確看待氣候變化的自然演進過程，也要從歷史的視角來跟蹤觀察人類社會生產、生活以及技術創新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本書的研究將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并引導我們注意到氣候變化的積極影響，以及氣候歷史演變中的細節。

正因為氣候問題的重要性被忽視或擱淺，以至于現階段的氣候經濟學或綠色經濟研究根基尚淺，難以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長期挑戰，無法對氣候變化政策給予有力支撐。本書列舉了20世紀中期的例子，當時的絕大多數科學家認為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微不足道，或認為任何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引發的氣候變暖實際上是有益的。這些認識在當時的語境或知識領域或許是可信的，但時至今日，許多關于氣候變化的討論可能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完整的解釋。

時至今日，關于氣候變化的進程、結果以及后果的研究仍是充滿爭議的，權威組織或機構提供的研究文本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本書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有關氣候變化影響的記錄存在不完整性和不穩定性，致使研究者想掌握更多的證據變得比較困難；另一方面，本書認為氣候變化的因素眾多，必須厘清“外部因素”和“內部過程”兩大概念以及由此產生的作用、影響力。因此，本書的貢獻在于圍繞這兩大問題提出了更加完整的研究路徑。首要的是從氣候科學角度整合天文學、地質學和氣候學等多個領域知識，全方位掌握從史前到現代的氣候變化，包括冰原成長和消融情況、空氣樣本等，并以不同的時間尺度來考察氣候和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既研究氣候變化對人類進化和早期變革產生影響的長期變化，也關注對局部地區的小范圍影響和后果的短期效應。

回到一個常識性問題，氣候變化的空間和時間結構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意味著人類社會活動在影響氣候變化上具有差異性，分類研究有助于掌握不同時期的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范圍、領域和結果，并正視氣候變化問題的客觀性，即氣候變化有自然規律的演變，以及人類活動的影響等加劇或減弱氣候變化問題的作用。本書主要分為內外兩條主線，在結構安排上體現了兩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即全書劃分了不同時期的氣候問題，有助于讀者比較清晰地掌握氣候變化的時間線，同時納入不同事情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從本書的結構上可以發現氣候問題與人類活動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兩點：一是早期人類適應氣候變化的努力，史前時期的干濕周期的交替制約著人類祖先的分布，冰川消融期的氣候變化則為人類擴大活動創造了有利環境，氣候變暖后農業擴張和農業社會的興起加快；二是人類活動擴大后對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日益增長，人類社會的發展從農業文明開始壯大，區域氣候變動改變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結構，從工業革命開始后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更加顯著，本書稱之為“關鍵歷史性變化”。本書提供的數據指出，工業化以指數級的速度擴大和加強了化石燃料的使用。以英國為例，到1815年，英國人均煤炭消費量分別是法國的50倍、德國的30倍以上。到了20世紀，汽車工業的興起催生了石油等能源的巨大需求，石油產量和消費量的增速明顯高于煤炭的生產速度。時至今日，全球化石燃料的能源消費占比仍超過80%，這種趨勢短期內扭轉的難度頗高。

不難看出，人類與氣候變化的關系更像是一組相互作用的系統，人類社會在適應氣候變化時通過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反過來影響氣候變化，而氣候變化又激發人類社會不斷增強應對和解決氣候問題的能力，例如水利工程、海防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植樹造林，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氣候問題。近年來，人類社會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行動倡議和長期計劃。作者從科學的角度闡釋了人類社會與氣候變化的依存關系，而非簡單地批評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構成的威脅。事實上，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例如早期的冰川融化對當時人們生活所帶來的便利，包括提供充足的水源是極為有利的。本書提供的案例很好地平衡了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的互動關系。

本書不僅用一個章節討論了人類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行動，而且在最后一章討論了氣候變化的爭論，即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采取的策略具有正反效應，如果沒有科學指導，即便人類提出了大量的氣候行動，但這些行動也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而氣候問題具有不可逆性，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在于減緩氣候變暖的趨勢和幅度，但并不能改變氣候變化的現實。因此，有必要認識到其中一個關鍵，即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不能過于“理想化”，脫離現實或偏離科學的行動可能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只有短期效應，而本書所揭示的正是氣候變化問題蘊含的歷史與科學的交織復雜關系。

1992年，聯合國150多個國家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共同簽署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其確立的最終目標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并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間范圍內實現。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制定《京都議定書》。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2015年，全世界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巴黎協定》，對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作出統一安排。截至2021年3月，已經有194個國家和歐盟簽署了《巴黎協定》，147個簽署方實現了對該協定的批準，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參與了這項針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努力。至今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行動持續了三十年，目前來看這些行動計劃部分取得了進展，至少在形成國際共識和促進統一行動上有巨大進步。根據氣候政策倡議（ClimatePolicyInitiative，CPI）發表的最新報告，公共和私人氣候融資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間幾乎翻了一番，預估2021年氣候融資額為8500億美元至9400億美元，比2019-2020年的平均水平增長28%-42%，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但倘若要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全球需要在2030年前將氣候投資增加至少七倍。估計表明。應看到，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質性行動仍面臨一些現實阻力，未來亟待突破。氣候變化既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是一個政策問題，涉及到國際合作和多方協調。

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雖有共識，但也涉及到一個公平性問題。工業革命三百年以來，發達國家大多數是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至少到20世紀中葉前，發達國家是全球煤炭、原油等化石燃料的主要消費者。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已經步入后工業化時代，將大量的生產制造產業鏈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由此也導致了發展中國家承載了化石燃料的危害。因而，國際社會圍繞氣候變化問題時的權利和義務的劃分存在突出矛盾，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意味著不僅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綠色低碳轉型，而且需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氣候政策倡議組織(CPI)發布的《2021年全球氣候投融資報告》指出，氣候資金增速在過去幾年中有所放緩。CPI指出，氣候資金流量遠未達到估計的需求，要到2030年實現國際商定的氣候目標，實現向可持續、凈零排放和有韌性的世界過渡，每年的氣候融資需要增加至少590%。

對大多數還處于工業化時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工業化仍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推動實現綠色低碳行動將付出更大的成本代價，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的缺乏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轉型。國際社會應對氣候問題面臨兩大難題：一是科學認知問題，國際社會面臨著如何設定氣候上升極限的問題，這一問題經過了反復的爭論；二是利益分配問題，之所以氣候談判曠日持久，主要源于成本分攤和利益分配的實際爭端，平衡過去、現在和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國之間的成本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大挑戰。少數關鍵國家的“逆行動”顯然阻礙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暖的努力。本書的立意不僅在于討論氣候變化的歷史，更大的啟發是幫助所有人類社會去理解氣候變化危機，倡導人們摒棄歷史、制度和文化等差異，共同謀求人類社會的未來圖景。畢竟，氣候危機影響的絕非某一個國家或地區。

回到現實層面，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現階段的氣候行動是否真正能夠產生積極作用呢？不同經濟愿景之間的沖突放大了人類在面對未來時所作選擇的深遠影響，今天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無數人都將會承擔自己所作出的選擇的后果。雖然多數國家著手制定中長期的減碳計劃，例如碳稅制度、碳定價等以及碳排放交易制度等，這些制度能夠促進減碳目標的實現，但是這些制度設計也存在缺陷，例如對某些特定行業的關注過多，可能忽視其他引起氣候變暖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應明確兩個問題：一是制度問題，減碳行動涉及到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既需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發揮激勵機制和懲罰機制的作用，在碳交易制度、碳減排制度設計上兼顧政策和市場，防止“運動式”減排；二是技術問題，由于工業化生產和現代生活方式嚴重依賴化石燃料，尋求新的能源替代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加強可再生能源開發和利用，風能、氫能等可謂是一種新的探索。統計顯示，2015至2021年間全球再生能源消費占比提高了3.52%，2011-2021年間世界再生能源發電量年均增速達14.2%。此外，促進傳統生產的低碳轉型同樣需要發揮技術創新的作用。因此，應對全球變化行動應立足當下、著眼未來。

全球主要國家的政策安排和投入至關重要。統計顯示，目前全球已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目標，大多數國家預計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未來將面臨兩個問題：一是能源轉型問題。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已經增至1985年的大約4倍，占全球總發電量的28%，但煤炭和天然氣發電占比仍接近60%左右。可見，全球主要能源消費仍依賴于傳統化石燃料，而可再生能源等開發存在不確定性，未來全球能源轉型并非易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第六次評估指出，倘若要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1.5度以內，到2035年，全球“加熱污染”水平必須比2019年下降60%。二是資金缺口問題。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前景》報告指出，要想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1.5℃的目標，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年投資額應達到4萬億美元。聯合國環境署（UNEP）評估認為，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需求將飆升至每年3400億美元之多，但目前的支持金額卻不到十分之一。未來需要全球主要國家承擔更多責任，擴大能源技術投入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并為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多國際資助。

《人類歷史中的氣候變化》從氣候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交叉方向，結合天文學、地質學等多學科領域，論證了地球上各歷史時期的氣候條件，闡述了工業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本書的意義不僅僅體現在科學知識層面，而是透過盡可能地科學評估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氣候變化，描述人類生活與氣候變化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且提出了氣候變化的內外因素的分析方法，讓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氣候變化的歷史進程、發展脈絡以及未來前景。可以認為，未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既需要考慮客觀環境，比如自然環境變化、人類能源結構和生產消費需求的變化，同時也應考慮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制度、政策、技術和資金等具體條件。前期是，這些舉措應該是切實可行的，而且應該按照制定的方案一步步落實。

總而言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關乎人類的未來。通過本書，我們或許將更能準確地理解氣候變化的本質，從而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付諸行動，國際社會、政府部門、企業組織、投資機構和個人都應參與其中，盡快采取一致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