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北京“APEC藍”的經驗表明，霧霾并非無法克服，依靠“人努力”也是可以解決的。“APEC藍”背后的治理模式能否復制？治霾當務之急應該做什么？

鐘南山：有一個事實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我最近發表過一篇文章，是我與北京大學等機構做的研究，發現奧運期間北京地區的霧霾程度減少60%，PM2.5降低27%。人的血壓、心率，還有肺部炎癥呼出的一氧化碳都有所下降。而APEC期間，霧霾也降低了51%。北京下了很大功夫，這說明“APEC藍”可以做到，需從政府到有關部門到群眾都努力。治霧霾當務之急，首先要解決好國民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兩者的關系。我還是那句話，不要用GDP作為主要的、唯一的衡量標準。

顧逸東：“APEC藍”背后是大量工廠臨時停產，這顯然是不可復制的，除非我們不要發展了。治理霧霾是個系統工程，涉及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以及地方政府對發展方式的認識轉變，另外，還需要堅實的科技支撐，比如全面提高能源效率，發展綠色能源技術、煤的清潔利用包括煤的氣化技術等，目前有些技術還不成熟或成本高，需要加緊攻關。

包景嶺：“APEC藍”的意義在于表明這是一個方向，告訴你可以做到。不是中國氣象條件不行、環境條件不行，沒有污染源，再惡劣的條件也是藍天白云。為什么北京應該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APEC藍”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國的華盛頓、加拿大的渥太華、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亞等，都是著力發展首都核心功能。哪個發達國家的首都有2000多萬人？

陳振樓：當務之急肯定是深化改革、調結構。但如果見效快倒是有幾種方式，首先是全面關停小煤窯，現在煤炭生產過剩，關閉小煤窯不會對經濟產生大影響。另外關閉小鋼鐵廠、小玻璃廠，目前中國的鋼鐵業也是過剩的，小鋼鐵不但經濟效益低而且耗煤巨大。第二，對于大貨車、黃標車的治理也尤其重要，上海凌晨時分空氣很差，相信北京也是，這足以表明它影響之大。強制企業安裝過濾裝置，同時整治車企冒用國標問題。第三就是洗煤，要求煤企必須洗煤，不清洗的煤入市要狠罰，直到其關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