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是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做出強制性量化安排的唯一協議，議定書規定的第二承諾期將于2020年到期。因此，今年底在巴黎氣候大會上達成什么樣的新協議，將直接影響2020年以后全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自2012年5月啟動新協議談判，190多個締約方圍繞新協議進行了10多輪磋商。依據“利馬氣候行動倡議”的共識，巴黎新協議有可能提出全球減排總體目標，并要求發達國家從2020年起每年將其GDP的1%注入“綠色氣候基金”。

氣候變化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問題，影響世界格局演變，是近幾十年的事。雖然多數國家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緊迫性有基本共識，但國家發展利益的異同使各國在如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上分歧嚴重，形成南北兩大陣營、三大聯盟、多個主體交叉的利益格局，圍繞主導權、發展權與生存權的博弈十分激烈。

最根本的分歧自然還是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之間，即南北矛盾。但“碳政治”并非完全是傳統的“南北問題”，世界不是嚴格劃分為兩大陣營，而是形成三大聯盟：第一是歐盟；第二是以美國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等被稱為“傘形”的國家集團；第三是發展中國家，通常為77國集團加中國，近年來發展成為“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牽頭的發展中國家集團。此外還有小島國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等。這些聯盟事實上是不穩定的，例如小島國聯盟態度就比較激進。英國在撒切爾夫人時代曾把環保組織看作英國的敵人，后來英國積極投身環保政治，現在和法、德都成為“碳政治”的領導者。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4年生效，其最重要的貢獻是明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隨后的《京都議定書》根據這一原則規定了對發達國家具有約束力的減排義務。然而，氣候公約談判伊始，發達國家就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共同、無差別的減排或限排溫室氣體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敦促發達國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履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義務，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緩氣候變化影響所需的資金和技術。

巴黎大會能否堅持“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將是大會成功與否的試金石。發展中國家認為，氣候變化是工業革命270年來累計排放的結果，從1750年到2010年，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以較少人口占據70%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理應承擔歷史責任。道理很簡單，就像誰發動戰爭誰就要承擔戰爭賠款一樣。這就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那么現在為什么還要堅持“區別責任”呢？這既與歷史有關，也和現實相關聯。目前，各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化時期，其排放主要來自消費、建筑交通等，而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排放主要來自于生產性消費，內容和性質完全不一樣，對排放需求理應不同。無論從什么角度看，發展中國家都占理。好比大家同桌吃飯，發展中國家上桌的時候，已經接近尾聲，開始上甜點，而發達國家卻要求發展中國家為整桌飯菜“埋單”。怎么可能合理呢？但遺憾的是世界輿論掌握在發達國家手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少，氣候變化談判中發達國家一直在糾纏“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希望“共同”而不要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