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超級基金法確立了4項基本的法律制度，包括信息收集和分析制度、將實施反應行動的權力廣泛授予聯邦政府的制度、創設超級基金以提供治理修復資金的制度和以污染者付費原則為基礎的連帶的溯及既往的嚴格責任制度。

對土壤污染的治理，我國實行“污染者負擔”原則，這種規定看似合理，但在出現污染者不明、無力或不愿承擔責任等問題時，其實效也將大打折扣。實踐中出現過很多污染者之間相互推諉的案例，一塊受污染的土地可能已幾經易手，究竟是一個污染者造成的，還是多個污染者共同造成的實難判定，對受污染的土地若繼續實行“誰污染誰治理”的方針，勢必會影響受污染土地的及時治理，也增加了政府及相關部門調查、監測的工作量。

歷史遺留的污染問題由誰來埋單？賈峰表示：“目前國內主要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應在堅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前提下，由政府對其治理；另一種觀點認為，完全由政府治理財政壓力過大，放棄對污染者的追究也不合理。若污染者不承擔消除污染或環境修復的責任而由政府兜底的話，等同于公眾來埋單，那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對此，美國超級基金法規定了為清理污染付費的責任人，稱為“潛在責任人”。包括污染設施的當前所有者或經營者；處理、經營危險物質設施的原來所有者或經營者；危險物質的運輸者。其中污染設施包括“房屋、建造物、地產、危險物質填埋場。”換言之，“潛在責任人”可能包括過去與現在的場地所有者、廢棄物的產生者，以及原先將有毒物質移轉到這個場地的機構。

“更重要的是，超級基金法打破了法律界、學術界、司法界多年不變的原則：法不溯及既往。”賈峰表示，按照超級基金法，許多污染行為即使當時是合法的，也應依法承擔污染物清理或環境修復的法律責任；責任人之間是無限連帶的，可以只針對其中一個或幾個實力雄厚的潛在責任人提起追償訴訟。

法律規定責任人承擔責任不以過錯為要件，除因不可抗力、戰爭、第三人行為等法定免責事由之外，均應承擔責任。“潛在責任者”之間為連帶責任，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污染者之間相互推諉的問題，最大限度地保障受污染土地的及時修復。

但是美國這種嚴苛的立法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導致被污染土地在被業主遺棄后，沒有人愿意冒險去購買這些污染的地塊，并對其進行勘察和清潔，擔心應付日后隨時可能引起的環境侵權索賠。而政府為開發利用這些地塊而給予開發利用者的稅收優惠或補貼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得不償失，這就嚴重阻礙了這些土地的治理、開發、再利用，久而久之這些土壤的污染愈演愈烈，成了真正的“棕色地塊”。

為促進反應行動快速有效地進行，相較于美國其他環境法律，超級基金法賦予行政機關更為強有力的權力，也建立了相應的權力制衡機制。

我國環境管理正處于深刻變革時期，在采訪中，業內專家表示，制定我國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時，既要充分借鑒美國超級基金法環境責任制度的演變過程和經驗教訓，又要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比如土地國家所有、經營人混雜（合資、獨資）、土地稀缺等國情加以調整，避免造成“有法難依”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