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未形成具有約束力、沒有明確中短期
減排目標的協議，但人類修復自然生態的共同行動不會因此停止。事實上，從1992年締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1997年批準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從2004年制訂“巴厘路線圖”，到2009年通過《哥本哈根協議》，近二十年的國際減排談判，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為應對全球變暖努力和相互磨合。目前，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各自提出減排指標，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也規劃了減緩排放的行動目標。未來，除了進一步爭取形成相關的國際公約之外，各國將漸進出臺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
政策法規，要求或倡導企業履行
節能減排的社會責任，以謀求經濟、社會、自然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盡早規劃企業的低碳發展戰略，不僅體現其主動承擔維護利益相關者利益的社會責任，也是順應世界經濟、政治格局變化增強自身競爭力的需要。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及一些國際組織相繼制定了一系列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企業節能減排社會責任法規和標準，如1992年英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環境管理法規——《環境管理制度BS7750》，1996年國際標準組織(ISO)頒布了“環境管理標準體系(IS014000)”，1997年社會責任國際組織(SAI)頒布了“社會責任標準SA8000”，1999年聯合國提出了企業承擔包括環境等方面社會責任的《全球契約》。雖然上述“游戲規則”在短期內對中國企業沒有硬性約束，但從中長期看，中國企業難以置之度外。目前歐盟、美國等均表示要制定比較嚴厲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法規，美國在2009年6月頒布的《美國清潔能源法案》中就提出，2020年之后向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歐洲政策研究中心（歐盟主要智囊機構之一）在其2009年12月底給官方的建言報告中，也力主“歐盟應該考慮對沒有采取減排手段國家出口到歐盟的商品征稅”。如果美國和歐盟經濟不能恢復預期的增長，他們或許會將實施碳關稅的時間表提前。
雖然以貿易自由為目的WTO規則希望防止對
市場的人為扭曲，以實現經濟資源在全球的優化配置，但它并不排斥以環境保護為目的多邊環境協議，相反前者還在一定程度上對后者給予支持，從而通過環境成本的內在化來校正未能反映環境成本的市場機制所造成的自然資源配置扭曲。環境保護國際條約所涉及的有關貿易規定，可以看作是WTO規則的特別法規，在法律適用
問題的處理上，環境保護國際條約往往優先適用。所以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在發展中國家抗議碳關稅有違WTO“成員方不得因產品的生產方法而被區別對待”的原則時，美國和歐盟往往會搬出WTO一般例外條款(GATT)第20條——允許成員國在某些情況下采取基于環境理由的貿易限制這一“尚方寶劍”。
據UNE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統計，目前全球約有200多項有關環境問題的協議，其中涉及控制跨邊界污染轉移或保護全球生態環境方面的協議大多含有貿易條款。除了碳關稅外，美國和歐盟還可能對進口的高碳產品設置
碳配額、碳信息披露、碳審計等多種障礙，甚至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按無差別的責任分擔機制強行要求后者遵守其低碳商業標準，將前者節能減排的成本轉嫁給發展中國家。據世界銀行相關研究報告的預測，目前中國出口的低端產品占比較大，因其生產中的
碳排放相對較高，一旦碳關稅全面實施，“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可能被征收平均26%的碳關稅，出口總額將因此下滑21%。由此看來，在爭取到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履行環境保護多邊協議或國家公約之前，發展中國家遭到貿易制裁的風險較大，中國企業在低碳經濟時代必須高度關注節能減排的國際壓力。
企業拓展市場和提高競爭力的途徑
面對全球變暖的生態危機，很多跨國公司已將應對氣候變化的節能減排戰略納入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重要議事日程。IBM公司將應對氣候變化列為其“智慧地球戰略”的一部分，并構建了輔助節能減排資源配置的“綠色數據中心”，期望以“綠色IT”的理念搶占行業標準的制高點。英國石油（BP）早在2000年就提出“不僅奉獻石油”的轉型戰略，成立了專門的“替代能源”部門，試圖利用太陽能、風能、天然氣等低碳或無碳能源技術提高其經營的綜合能效和競爭力。沃爾瑪在采購鏈中要求對產品進行碳標識，并優選碳排放量相對較低的供應商作為合作伙伴……。
2009年12月，赴全球氣候變化峰會的中國企業家代表團在
論壇上發表了“我們的希望與承諾——中國企業界哥本哈根宣言”，表達了中國企業界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與態度。近年來，我國涌現出一批低碳意識較強的企業，這些企業的低碳實踐，不僅有助于改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形象，也提升了企業自身的競爭力。例如，
河南同力
水泥股份公司自2006年以來投入2800多萬元實施余熱發電和40余項相關技術改造，取得了1.04億元的經濟收益，相當于其全年銷售收入的4.4%。又如格力電器股份公司2005~2008年銷售節能空調近600萬臺套，可節電近17億度，相當于減少17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在發展低碳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消極應對的企業較多地關注可能付出的經濟代價，而積極探索的企業更關注新的商業機會。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關于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斯特恩報告》中指出，全球低碳能源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到2050年之后至少為年均5000億美元。近10年，發達國家政府為推動企業節能減排，紛紛出臺一系列激勵措施（如英國的強化資金補貼政策、
碳基金等）。我國政府也開始借鑒國際經驗，利用相關政策工具引導企業投資節能減排新技術或開發新能源（如國家對低碳企業在稅收上給予一定減免，對節能減排專項貸款降低申請門檻，在上網電價上對風電企業有所傾斜等）。雖然企業投資節能減排新技術或開發新能源在初期存在一定風險，但積極爭取相關政策支持可以降低投資風險。而且一旦通過技術創新成為行業中的低碳先鋒，企業可以搶占低碳經濟時代技術革命的制高點，發現和拓展低碳概念市場中新的利潤區，提升商譽和企業品牌價值，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