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談判，到底談的是氣候還是政治？這恐怕和選擇的角度有關。從博弈的視角來看巴黎氣候談判，今天微信選自《世界環境》最新期封面故事文章，聽聽我們教授的觀點。

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一個熱點問題是國際氣候制度的模式選擇 ： 究竟應當是將2度目標及對應碳預算分解到各國頭上的 “自上而下” 模式， 還是基于各國自主行動的 “自下而上” 模式。

博弈分析告訴我們， 我們應當將參與放在首位， 而將力度放在其次。 參與優先的主要原因是更廣泛的參與不僅可以增強氣候協議的有效性， 而且可以通過更廣的覆蓋范圍降低減排的成本。 巴黎協議將建立在各國提交的國內自主決定貢獻 （INDCs）基礎之上， 基于各國自主承諾構建自下而上的國際氣候制度。 截至目前， 已經有超過160個國家遞交了INDCs， 遞交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超過了全球排放的90%， 從參與的角度看巴黎協議的自下而上制度設計是成功的。

 加強參與的其他方法還包括在氣候變化與其他問題之間建立連接以吸引參與， 以及通過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來加強參與等。 在華沙會議提出INDCs之后， 各國對于INDCs是否包含適應、 資金及技術轉讓等其他貢獻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 發達國家認為INDCs應僅包含減排貢獻， 而發展中國家則強調INDCs應全面包含減緩、 適應、資金和技術等內容。 從目前提交的各國INDCs來看， 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在INDCs中包括了需要提供的支持信息。INDCs涵蓋的內容范圍擴大有效地增強了發展中國家的參與， 為巴黎氣候變化談判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此外由于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的推動， 近年來通過氣候變化談判建立了綠色氣候基金 （GCF） 等機構， 這些機構的主要作用是為發展中國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 擴大參與。 

迄今為止， 巴黎協議在擴大各國參與上是成功的。

一錘定音還是漸進提高？

雖然巴黎協議在擴大參與上是成功的， 但正如UNEP和UNFCCC的分析報告所指出的， 目前各國減排承諾距離兩度目標尚有差距。 這一結果也在意料之中， 減排行動作為一個全球公共品， 在沒有有效的聯合決策之前必然是供應不足的， 也就是說在各國沒有充分的互信和合作的情況下， 必然出于擔心對方 “搭便車” 的考慮而不愿意進一步提高減排力度。 因此氣候變化談判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必然通過一個重復談判的過程來逐步增強各國之間的互信與合作， 通過漸進提高的方式逐漸解決力度的問題。

博弈論的分析也為如何加強各國之間的合作與互信提供了洞見。 博弈論的分析表明即便各方在一次博弈中可能是互不信任的， 但通過重復博弈的方式卻可以提高互信， 并漸進的推動彼此之間的合作。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談判中大部分締約方采用了 “條件承諾” 的方式， 即規定了本國減排承諾生效的條件。 例如歐盟及澳大利亞等國就提出了在其他國家采取同樣減排努力的情況下可以進一步提高本國的減排力度， 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將本國的減排承諾建立在發達國家提供有效支持的條件之上。 這些條件承諾的背后凸顯的是各國之間脆弱的互信， 因此采用了 “條件承諾” 的方式保護自己不被“搭便車” 。 而從目前巴黎協議中各國提出的INDCs來看， 越來越多國家的減排承諾并沒有附加條件，這說明自哥本哈根以來各國的互信有所增強， 為氣候變化談判注入了 “正能量” ， 因而也激勵了各國提出更有力的減排目標。 但是也要看到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將本國的減排承諾建立在能否得到支持的基礎上， 其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迄今為止并未切實落實哥本哈根提出的2020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目標， 在氣候融資問題上造成了嚴重的南北對立。 為緩解這一緊張局面， 在今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 中國宣布出資200億元人民幣建立 “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 。 這一舉措為加強各國互信，確保巴黎協議的勝利達成創造了良好的談判氛圍，發揮了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領導力。 在力度問題上， 各國也逐漸認識到了漸進提高在加強互信與合作上的重要性，2015年11月發布的 《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 就建立五年期全面盤點機制達成了一致， 這一機制如能在巴黎協議中納入將會成為未來氣候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機制。 同時雙方也同意，盤點的結果將為締約方以國家自主決定的方式定期加強行動提供信息， 這一共識再次確認了未來加強行動的主動權在締約方本身， 這也是出于擴大締約方參與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