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促進各國合作的另一條重要因素是改變激勵結構。

 應對氣候變化往往被認為是有損于經濟增長的， 因而各國政府也因為其減排成本而不采取有力的行動。 但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可以推動創新、 提高經濟增長并帶來諸如可持續發展、 增強能源安全、 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質量等廣泛效益。 

應對氣候變化同時也將增強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2014年全球經濟與氣候委員會的 《新氣候經濟》 項目更是提出了 “應對氣候變化、 孕育經濟增長” 的結論， 將應對氣候變化與更好的經濟增長前景連接起來。

 清華大學開展的《中國與新氣候經濟》 報告也指出， 我國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達峰的目標與我國經濟發展、 能源安全與全面提高環境質量的目標是一致的， 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自身利益。

聲譽和領導力在促進各國合作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一個博弈中領導者可以通過率先展示合作的意愿來影響其他參與者， 而其他參與者會受到領導者行動的影響更傾向于合作。

 氣候變化談判中G77、 傘形集團、 小島嶼國家、 最不發達國家等各集團林立， 利益交織錯綜復雜， 而各集團則都對中美歐等大國的動向異常關注。

 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之前， 中國以領導者的姿態與美國、 法國、 歐盟、 巴西及印度等國家發布了氣候變化聯合聲明。 這些聯合聲明的意義不僅僅在于鎖定了各方對氣候變化談判關鍵問題的共識， 也不僅僅在于為巴黎氣候變化談判創造良好的政治氛圍，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向國際社會宣示了中國與各國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 這一政治意愿向各國傳達了明確而清晰的信號， 中國將與其他國家一起以有力的行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而這一信號對于凝聚共識合作應對至關重要。 例如在中國遞交INDCs后，100多個發展中國家緊隨其后向聯合國遞交了INDCs。 而在中美中法發布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后， 國際媒體的反映空前熱烈， 與哥本哈根前后集體抹黑中國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 巴黎氣候變化談判中中國角色的轉換， 意味著中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從跟隨者向領導者的身份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