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財稅配套改革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改革《決定》的頂層規劃和中央綜合改革領導層的部署拉開帷幕。環境稅制改革是稅改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于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應對環境危機挑戰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大局。環境稅制改革的直接導向是以“稅制綠化”調節經濟生活，激勵經濟活動主體的減排、治污、低碳化發展。具體改革內容既包括排污費的“費改稅”，也包括使已有稅種如資源稅、消費稅更好發揮綠色發展促進作用。另外，在加快立法階段，也很有必要研討未來我國可否開征類似于“碳稅”這樣的環境稅。

       從應對霧霾為代表的環境危機挑戰的迫切需要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長期戰略目標來看，我國的稅制綠化和在未來開征“碳稅”式環境稅，從根本上說，是中國自身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從本質上說，為了中國更好地以“后發優勢”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和平崛起”中的現代化，客觀上需要碳稅這一選項（具體名稱表述可以另議）。對其利弊權衡和推出時機的選擇，需要有明智的全局觀念和動態把握。

       歐盟一些國家征收碳稅的效果表明，碳稅是一個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可以較好地起到減少污染物排放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開征碳稅國家的生物燃料使用范圍大幅擴展，化石燃料的使用則明顯減少，這使得這些國家的能源供給結構發生了顯著優化，碳稅開征帶來了這些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降低。

       歐盟一些國家在引入碳稅時，大都遵循了宏觀稅收強度中性原則，即在開征碳稅的同時，降低其他稅種（社會保障稅和企業、個人的所得稅）的稅負，從而保持宏觀稅負水平不變。這實質是通過稅收結構的優化達到了“雙重紅利”的效果：一方面，增強了稅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效應，更加“綠色化”；另一方面，減少了其他稅收負擔，降低了征稅的福利成本，這種雙重紅利的效果，會大大減少改革阻力，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這方面的經驗我國可以適當借鑒。

       應該看到，各國在開征碳稅時的經濟社會背景是不同的，也有各自的政策目的。例如，1991年瑞典開征碳稅時已經初步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當時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使用、提高能源效率，減少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德國實施生態稅改革則是希望通過引入生態稅，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時解決社會保障成本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問題。基于國情優化稅制的結果是，開征新稅并沒有對GDP增長產生明顯負面作用，從長期來看恰是更好地促進了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