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能源基金會組織的“全球與中國綠色低碳發展議程高端對話第六次會議——疫情新背景下中國‘十四’規劃展望”線上會議上，鄒驥就表示，要讓經濟的綠色低碳發展帶動一批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和財政與財務收益的新興產業，讓在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可以獲得有競爭力的收益，從而實現“新的增長故事”。

鄒驥稱，環境質量的最終評判標準實際上是安全和健康風險及舒適性程度。達到滿意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登新臺階、涉深水區，光靠末端治理已經不夠了，需要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的全面變革，也需要進一步的科技創新，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改變國民財富結構、投資結構的問題。這種結構的變化，需要公共政策引導，市場機制配置。

如何把公共的“綠水青山”轉化為投資者個體能夠獲取的與其投資對應的“金山銀山”從而鼓勵投資者投資于“綠水青山”呢？鄒驥認為，

要創造并大力發展一個環境資源的要素市場或者環境資源產權市場，推動環境資源產權界定與交易機制的形成，依據氣候、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科學對自然與人類安全和健康風險的評價結果，給二氧化碳、PM2.5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受控排放物設定排放目標，然后將目標通過公共政策和治理體系以透明合法的方式分解給企業，形成企業的排放指標。

“這些指標就是環境資產，資產就可以上市交易，由市場發現其價格。而只要在市場上能定價的東西，就一定會有人去投資，有人去搞研發，去以低于市場價格的成本獲得盈利。”鄒驥解釋道，這時就形成了環境資本的循環，源源不斷的投資將使自然資本存量不斷增加，國民財富構成將發生改變，“綠水青山也就真正變成了金山銀山”。

鄒驥表示，污染物排放指標確定和分解的過程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就是一個確定和分解公共產品的環境產權的過程，將控制排放任務的指標分配給每個企業，他們所擁有的排放額度就變成了資產。他還強調，在嚴格監管的公共政策和治理結構下，要素市場可以發揮配置環境資產的基本和主導作用。現代監測、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已經大大改變了資源環境管理概念，使得嚴格監管的公共政策和現代化的治理結構成為現實的可能。

鄒驥及其團隊認為，在“十四五”以及未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樣一種市場機制的驅動下，包括可再生能源、儲能、電動車、促進提高能效的材料、信息通訊和數據與互聯網技術等很多關聯的產業都會被刺激調動起來并實現跨界融合，展現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形成新時代增長的新動能。

事實上，我國在這方面的實踐早已開始，早在1990年代就開始探索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在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就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從配額規模角度，中國試點碳市場已經成為僅次于歐盟的全球第二大碳市場。

但鄒驥表示，目前我國碳市場7個區域的地方試點規模還不夠大，碳價也還不夠高，“十四五”期間應該更深入地落實下去，并且擴大規模。

“這取決于我們深化改革步伐的速度。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生態環境問題了，而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問題，是一個培育新的要素市場的問題。這個深化改革的步伐不邁開，生態文明建設在體制機制上就沒有根本的保障”鄒驥稱。

鄒驥強調說，建立環境產權市場不是空穴來風，我們已經有了國內和國際的實踐基礎，現在需要加速深化體制機制的改革，進而最終將能夠帶動整個國民財富構成中自然資本構成的上升。“中國有4億人口的中等收入人群，這個群體在未來5-10年還會不斷擴大，他們對安全、健康和環境舒適性的需求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構成了對自然資本日益增長的巨大市場需求潛力，亟待開發。”鄒驥表示，基于這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應將外部的環境效益內部化，完全有可能讓投資、創造和維護綠水青山得到應有的回報并對經濟增長直接提供新的巨大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