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著名的卡亞模型，一個國家的碳排放取決于人口數量、人均GDP、單位GDP能耗強度、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這又取決于兩類因素：一類因素和發展階段有關，包括產出和消費結構，節能和減排與固碳技術水平等，另一類因素是能源稟賦和能源品貿易結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以化石能源為主的國家會比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的國家產生更多的碳排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碳中和”面臨宏觀經濟轉型、能源轉型和金融轉型這三大挑戰。

首先，面臨宏觀經濟轉型這樣的挑戰。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工廠。2020年，中國制造業占據了全球制造業產出的28%左右，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過40%。按照發展和排放的特點，可以將國際社會的減排分為幾個類型：

1.歐美等發達國家是低排放高發展。

2.非洲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低排放低發展。

3.中國目前發展高度依賴高排放，所以，中國目前是高排放高發展。因為中國特有的供給結構、需求結構、要素結構，決定中國目前還處于粗放型，而非節約型發展模式。環境經濟學有個著名的庫茲涅茲曲線，它主要闡述了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會出現“碳達峰”，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主任早在2010年就說過，發達國家一般是在人均GDP3-4萬美元時才會達到“碳達峰”，或者實現庫茲涅茲曲線的拐點，而眾所周知，中國人均GDP去年剛剛突破1萬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長5%-6%來推算，到2030年，中國實現“碳達峰”時，中國人均GDP可能剛剛達到2萬美元左右。所以，即便如此，2萬美元距離發達國家“碳達峰”時的人均GDP3-4萬美元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國在實現碳中和的同時還要實現較快追趕式增長。但是理論上宏觀經濟有一個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的宏觀經濟不可能三角，換句話說，你不可能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只能選擇其中兩個目標。某種程度上講，碳中和本質就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綠色供給側改革，同時確保經濟高速增長，那么就要犧牲物價穩定，這意味著“碳中和”會給宏觀經濟帶來物價上漲的潛在風險，這也是我們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內的一批經濟學家所警示的，這就是中國“碳中和”面臨宏觀經濟轉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