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仍然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鋼鐵、水泥等大宗工業產品的需求和生產，決定了我國經濟高碳特征明顯。資本密集、高碳排放的重化工項目，仍是部分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坦言。

然而，這些高碳產品并非全由產地自己消費。“像內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化石能源生產較為集中，在為其他省份提供能源密集型產品時，碳排放量隨著生產而增加。廣東、江蘇、浙江等調入地區，為維持經濟增長，需要大力購買能源、原材料等產品，由于自己無需從事生產，無形中把碳排放留在了產地。”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龐軍說，若不能站在全國一盤棋角度考慮問題，地方各行其是極易加劇“排放轉移”風險。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能源環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馮相昭告訴記者，按照國際通用規則，調出、調入兩方均要分攤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但目前，這筆帳究竟如何計算暫無明確說法。“考慮到種種實際，不可能要求各地減排‘齊步走’。諸如北京這樣的城市，碳排放量基本穩定，重點是要鞏固減排成果，進一步降低排放。而像內蒙古、新疆等資源型地區，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先要把節能降碳擺在突出位置，大力優化調整能源結構。”

高世楫也稱，各地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發展階段等條件差異較大，部分地區節能降碳目標與經濟發展存在較大矛盾。“從地理位置來看，我國人口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能源資源及生產與消費結構存在一定錯配。我國經濟發展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區域經濟分化、極化現象突出，區域一體化發展成為新特征。基于此，結合區域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做好地方減排規劃部署是一大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