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英國作為歐盟的重要成員國，利用擔任歐盟和G8雙重輪值主席國的身份主辦了鷹谷“G8+5”峰會，將氣候變化問題列入重要的會議議程，顯示了英國不僅要在歐盟內部擔當領導者，而且希望在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為了進一步鞏固其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的地位，迫切需要從經濟學角度對全球溫升2℃上限進行全面的闡釋，論證全球參與并立即采取減排行動的緊迫性，為推進后續(xù)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做準備。時任英國政府經濟局局長的斯特恩接到了這個任務，經過一年調研主持完成并發(fā)布了《斯特恩報告》。

這份長達700頁的報告，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財政、社會和環(huán)境方面的影響。《斯特恩報告》內容包括：中長期視角下低碳化的全球經濟學，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時間表以及對政策和機構可能產生的影響；不同路徑適應氣候變化的潛力；英國現有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具體行動的經驗教訓。

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在《斯特恩報告》面向全球征求意見期間，斯特恩和其團隊成員訪問了歐盟委員會、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日本、墨西哥、挪威、俄羅斯、南非和美國等多國及相關機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等機構的專家參與了報告中關于中國的研究工作。2006年10月30日，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12）舉行期間，英國政府正式發(fā)布了《斯特恩報告》。

《斯特恩報告》的主要結論包括六個方面：1.氣候變化可能對發(fā)展帶來非常嚴重的影響；2.如果我們現在采取有力行動，仍然有時間避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最壞結果；3.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無所作為，與現在采取行動以避免未來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后果相比，前者的經濟成本可能是后者的20倍，拖延是非常危險的；4.所有國家都需要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而這并不會限制各國對發(fā)展的渴望；5.減排路徑是豐富的，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深思熟慮的政策以激勵各方的參與；6.應對氣候變化要求國際社會共同認可一個長期目標并在行動框架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做出反應，忽視這一點將最終破壞經濟增長。

“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不能及時采取行動，那么全球變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堪比世界性大戰(zhàn)以及20世紀前半葉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大蕭條。到下個世紀初，全球可能因為氣候變暖而損失5％－20％的GDP。”《斯特恩報告》中的這個核心推論在世界范圍內引發(fā)了廣泛討論。

《斯特恩報告》的支持者認為，該報告從經濟學角度闡明了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造成的損失遠遠低于氣候變化可能造成的經濟和人類福利損失，這是一份里程碑式的報告。《自然》《名利場》《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時報》均表達了贊賞。肯尼思?阿羅（K.J.Arrow）、羅伯特?索洛（R.M.Solow）、詹姆斯?米爾里斯（James Mirrlees）、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對《斯特恩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

“《斯特恩報告》對氣候變化造成的額外經濟成本和風險以及減少排放的成本和風險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徹底的分析。它清楚地表明，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負擔得起采取行動的成本，而是我們是否承受得起不采取行動的后果。” 斯蒂格利茨如是評價。

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特別顧問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國際能源署前署長克勞德?曼迪（Claude Mandil）、世界銀行前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Wolfowitz）等國際知名人士充分認可了《斯特恩報告》的結論，認為《斯特恩報告》是為制定有效的全球氣候變化政策邁出的重要一步。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對《斯特恩報告》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提出了質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托爾（Richard Tol）認為，在評估全球氣候變化對水供應、農業(yè)、健康以及保險等的影響時，斯特恩選擇了最為悲觀的研究結論。此外，在評估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影響時，忽視了防波堤等設施所起的保護作用。“這是一份很好的報告，但其中卻包含了太多的假設。”

著名經濟學家帕薩?達斯古普塔（Partha Sarathi Dasgupta）對《斯特恩報告》如此評價道：“斯特恩得出的應對氣候變化需立即大幅度減排的結論并非科學事實，關鍵在于模型參數設定了0.1%的極低貼現率，而0.1%的貼現率意味著當代人必須要把收入的97.5%用于儲蓄留給子孫后代，這是根本不現實的”。因此，他批評該研究報告是一份政治報告而非學術報告。

當時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認為，對氣候變化的常規(guī)經濟學分析顯示，最優(yōu)減排模式應該是初期小幅減排，中、后期待經濟和技術進一步發(fā)展后再較大幅度削減，即“漸進式氣候政策”，《斯特恩報告》過分夸大了風險，預設了過于極端的貼現率，使得各項參數嚴重偏離了現實情況。

在對《斯特恩報告》各持己見的討論中，有一個共識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世界面臨的最嚴重挑戰(zhàn)之一。而《斯特恩報告》的影響也隨著其引發(fā)的討論而不斷擴大并日益深遠。

2008年4月，斯特恩領導的研究小組又推出了一份研究報告《氣候變化全球政策制定的關鍵要素》。作為對《斯特恩報告》的補充和完善，這份報告再次呼吁需要全球立即行動，強調當下的拖延將給未來的治理帶來難以估計的高成本，并提出氣候變化全球政策制定要遵循有用、高效和公平三大要素。

2009年，斯特恩在自己的新作《地球安全愿景：治理氣候變化，創(chuàng)造繁榮進步新時代》一書中說，《斯特恩報告》發(fā)布后對世界各國采取氣候行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Bush）在2007年的國情咨文中第一次承認氣候變化是一個重大的挑戰(zhàn)。同年，在歐盟國家首腦參加的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上歐盟承諾，到2020年，相較1990年減排20%的溫室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