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肯定中國強大的氣候治理能力
斯特恩早年間在
北京居住的經歷使他對中國始終保有特殊的情結。2001年,斯特恩受聘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榮譽教授,對中國的低碳發展等
問題保持了高度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他深度參與了中國過去十幾年來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歷程,熟悉中國的規劃、制度、
政策等情況。
他認為中國在世界氣候變化治理進程中至關重要,高度評價中國迄今為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他還認為中國將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引領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進程,并在G20、聯合國等多邊組織中充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2011-2021年間,斯特恩連續11年參加中國發展高層
論壇。在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斯特恩發布了題為《中國在推進和資助基礎設施投資,實現未來可持續和動態發展中的領導作用》的報告。該篇報告對中國的過往經驗進行了回顧,基于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在全球的重要性提出了對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的建議,并認為中國將在可持續發展領域體現出越來越強的全球領導力。
在2018年論壇上,斯特恩發布了題為《中國、世界和未來十年:發展更好,氣候更佳》的報告,認為中國在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并將一直持續下去。中國向可持續發展明確而深刻的轉型,以及為可持續基礎設施提供投資的“一帶一路”倡議,都將對實現全世界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正如中國前一個10年在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和管理氣候變化方面所處的地位,在下一個10年中國仍將示范并推動未來的增長。
2019年論壇前夕,斯特恩在接受論壇欄目獨家專訪時表示,專注于自己的角色,說服世界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是中國對氣候治理作出的最大貢獻。中國的行動表明,投資新的現代科技、投資改善城市擁擠、投資水和空氣凈化是非常有效的增長方式,是另一種形式的增長,它更加包容、更有吸引力。他認為中國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將
減排與增長結合,體現出了強大的氣候治理能力。中國的行動表明,只有把責任、環境和增長放在一起,才能得到可持續的增長,試圖以高碳的方式發展將帶來自我毀滅。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斯特恩參加了線上論壇,并做了“從救援到復蘇:大流行后的中國可持續轉型”的主題報告,他認為新冠疫情大流行給公共衛生和全球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世界經濟目前面臨著重大風險,如果我們要克服貧困,在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進展,管控巨大的氣候風險,那么全球經濟復蘇應開始向強勁、可持續、包容、有韌性的發展轉型。中國在當今世界發揮著巨大作用,它的行動對于近期乃至本世紀內的全球發展方向至關重要。中國未來五年的規劃應該考慮這個全球背景。
2020年4月,依托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和能源基金會,斯特恩發布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推動中國實現強勁的、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系列報告,已經出版的為:報告一《未來的挑戰與發展方向》和報告二《“十四五規劃”當重視并投資實物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
兩篇報告對中國在新發展階段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斯特恩認為新階段的增長將取決于:多種資本的均衡積累;對服務部門進行的結構性改革,聚焦無形商品、服務和生產性資產的價值;更可持續的產出和投入以及勞動力和資源的效率和生產力。中國以實物資本投資推動發展的階段,將逐漸被投資知識和社會資本以及投資和保護自然資本所取代。
在未來幾十年,中國需要應對的主要挑戰包括:氣候變化、新技術、地緣經濟狀況、經貿投資持續面臨的不確定性、國內的經濟結構改革以及新冠疫情。中國“十四五”規劃中的投資機會包括:更加可持續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本、更加重視自然資本以及通過制度投資強化社會資本。而從中長期看,中國的新增長模式應該是可持續的、包容性的、低碳的以及
市場導向型的。
2020年12月,斯特恩在2020綠色發展城市高峰論壇暨第八屆
深圳國際低碳城論壇上以“更好的復蘇:后疫情時代的綠色復蘇與全球合作”為主題發表演講,他指出,“在面對新一輪的全球危機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時,我們應當探索新的多邊機制和國際治理模式,歐盟和中國需要加強合作,協同開展戰略規劃和部署”。
結語
如今斯特恩雖然已年過七旬,但仍然活躍在應對氣候變化研究領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于2021年8月正式發布,斯特恩第一時間進行了評論并再次表達了加大應對氣候變化資金支持力度的觀點:“我鼓勵全球所有的財政部長及部門成員都來閱讀這份評估報告,并借此認識到氣候變化對經濟發展和增長構成的日益嚴重的威脅。”
近年來,斯特恩仍積極致力于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貧困、環境破壞等問題,倡導低碳經濟模式,協調推動氣候變化政策和行動實施。在世界各國越來越認識到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和挑戰的今天,斯特恩和他的研究成果將持續影響著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Treasury H M.Stern review: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2006.
[2] Yuliany E H. DASGUPTA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2021.
[3] Stern N. Key elements of a global deal on climate change[J].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2008.
[4] Mattauch L, Millar R,Ploeg F,et al.Steering the Climate System: An Extended Comment[J]. Jacquelyn Pless.
[5] Grubb,M.Climate economics:The high road. Nature 520, 614-615 (2015).
[6] Hepburn C,O'Callaghan B,Stern N,et al.Will COVID-19 fiscal recovery packages accelerate or retard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20,36(Supplement_1).
[7] 龍英鋒, 丁鶴. 英國氣候變化稅與
碳排放權交易綜合運用的經驗及借鑒[J]稅務研究, 2020, No.420(01):83-86.
[8] https://wiki.mbalib.com/wiki/nicholas.Stern
[9]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london-air-pollution-climate-change-what-we-can-learn-a7992771.html
[10] https://newclimateeconomy.net/content/commentary-indonesia-showing-way-sustainable-growth
[11] Stern N. G7 leadership for sustainable,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J]. 2021.
[12] Stern N, Taylor C. Climate change: Risk, ethics, and the Stern review[J]. Science, 2007, 317(5835): 203-204.
(黃晶,中國 21 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主任、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