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把“十三五”定為低碳轉型的關鍵期，這是杜祥琬接受采訪時強調最多的一句話。

當前，我國發展的高碳特征明顯。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約為6噸/年，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部分發達地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達到10噸/年，達到了歐洲、日本實現碳排放峰值時的人均排放水平。

杜祥琬指出，造成高碳特征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產業結構中，高耗能產業比重較大；能源結構中，煤炭比重較大；煤炭消費方式中，煤直燃比重較大。通過耗煤空間密度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東部地區的耗煤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二氧化碳排放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

要加快低碳發展，就必須抓住“十三五”這一能源轉型的關鍵時期。“十三五”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期，其中一個標志性目標就是需要實現煤炭消費總量達到峰值。2014年我國煤炭生產與消費實現雙降，但這個雙降是否穩定，煤炭是否已經達峰，還需要看“十三五”期間的情況，特別是中西部如何發展。

杜祥琬告訴中國工業報記者，由于能源結構問題，我國煤炭占比還是很高。但作為不可再生能源及相關的環境問題，降低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是首要前提。其次，在煤炭利用方式上，我國的發電和直燃煤比例幾乎相當，而直燃煤的效率和環境問題都要低于發電。因此，未來還應著眼于降低直燃煤比例，通過天然氣和電替代直燃煤。此外，在發展低排放燃煤電廠、二氧化碳的捕獲、利用與存儲等方面都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推廣與創新。

與此同時，實現煤炭峰值目標，還要著眼于調整能源結構。杜祥琬說，目前我國的能源彈性系數（能源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已經小于0.5。而未來經濟增長對應的能源增長需求，應更多依靠非煤能源的增長來滿足，其中主要包括天然氣、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在2030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建議，在“十三五”規劃中把碳排放總量控制作為約束性指標。

鑒于碳峰值或碳資產管理是新的嘗試，所以有必要通過理論分析和試點實踐的結合，科學地制定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手段促進規劃實施，引導各領域節能減排行動，倒逼綠色低碳經濟轉型，協同解決危害嚴重的霧霾污染，盡早實現碳排放達峰。

楊朝飛同樣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提出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氨氮這四項指標，僅僅涵蓋了水和氣的方面。但是，臭氧、重金屬，以及一些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所以，環境保護工作不僅僅是要完成幾項削減指標、污染指標的任務，而是要使環境變得更加安全、更加清潔，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而且，還要在完善機制、體制上下功夫。楊朝飛表示，當前我國環保方面的制度很多，例如，環評制度、“三同時”制度、排污許可證制度，以及排污權交易等，而真正有用的制度并不太多。而且在這些制度之間又相互掣肘、相互矛盾、相互扯皮，最后導致監管制度效率相對低下。因此，他建議，在“十三五”時期，能夠進一步梳理環境監管制度體系，站在改革的角度，減少行政審批，減少行政許可，留下幾個最關鍵的措施，并讓它真正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