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消息，近日《連線》雜志一篇文章指出，旨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其核心方案所依據的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卻僅僅是假想中的技術。2016年4月22日，170多個國家領導人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共同簽署《巴黎協定》，承諾將全球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范圍之內，現在，科學家指出，當年所設定的目標所依據的是計算機模型模擬的結果，而該模型則以一種到現在也未曾實現的技術為基礎。文章主要內容編譯如下：

2014年，剛剛經歷創業失敗的瑞典企業家亨里克·卡爾森（Henrik Karlsson）正灰心喪氣地躺在床上。電話響起，是BBC打來的。電話那頭的記者對他簡要說明來電意圖：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似乎寄希望于通過一種未曾應用過的技術來將地球氣溫保持在安全水平。這種技術簡寫為BECCS（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而卡爾森是記者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位BECCS專家。

突如其來的電話采訪讓卡爾森驚愕不已，因為他剛剛破產的公司正是基于BECCS技術創辦的。7年前的某個夜晚，他在觀看電視節目的時候想出了這個創業的點子。當晚的節目講述在發電廠將二氧化碳廢氣排放之前用某種手段將這些二氧化碳封存的好處。媒體曾大肆宣傳的“清潔煤”其背后正是BECCS這一技術，人們寄希望于通過此舉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緩解氣候變化。

時年27歲的卡爾森當時還是位男高音歌手，并沒有氣候學或工程學科方面的知識。不過那晚的電視節目讓他靈光閃現：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儲存在枝干中。那么如果你大量種植莊稼，然后燃燒這些莊稼來發電，不就正好利用莊稼吸收所有排放的二氧化碳了嗎？在整個循環中，二氧化碳都被固著在地上，這樣的莊稼發電廠不僅有更少的碳排放，還能有效地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卡爾森對這個想法十分滿意。他備受鼓舞要幫助全球免于氣候變化的災難。

次日一早，他直奔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在一番求索中，他讀到奧地利學者邁克爾·奧伯施泰納（Michael Obersteiner）發表于2001年的一篇科學論文，其中的理論模型與卡爾森的創意十分相似，這便是后來所謂的“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技術”（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有了論文作為理論依據，再加上受到2007年阿爾·戈爾環保電影的鼓舞，卡爾森在當年啟動了BECCS創業項目。他的公司參加了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的維珍地球創業大賽，并一路沖進決賽，奪得2500萬美元的冠軍獎金。時間轉眼到了2014年，卡爾森的創業已然宣告失敗。但BBC的來電讓他重新鼓起勇氣，認為自己不該就此放棄。

在最終的報告中，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列舉了由數百個計算機模型模擬產生的數據，向人們展示通過各種措施，我們能夠將氣溫升幅限制在2攝氏度以內，這也是巴黎協定所設定的目標。

2℃是人類所能接受升溫幅度的理論極限。不過在著名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看來，若不實行減排措施，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將上升足足4℃。雖然很多科學家不情愿做出悲觀預測，但4℃的升溫意味著一場十足的災難：大面積干旱、饑荒、數以萬計的氣候難民、威脅人類文明的戰爭。海平面將上升，紐約、邁阿密、孟買、上海等諸多沿海大都市都將被水淹沒不復存在。

相比4℃的大災變，聯合國2℃的設想溫和了許多。IPCC的報告中設想了166種模擬情景，這些場景中全球氣溫升幅均不超過2℃，其中有101個模型中都需要使用BECCS技術從大氣中吸收大量二氧化碳來實現“負排放”。要想挽救地球免于厄運，這些良方妙策需要在本世紀中期——甚至2020年——之前就得實現。

但是，這些減排方案好似藥瓶上的標簽，在允諾療效的同時附有警告：本方法可能有副作用，或在全球范圍內造成長期影響。

氣候研究學者凱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和格林·彼得斯（Glen Peters）留意到，若是當真踐行BECCS方案，所需要的農作物土地面積足有兩個印度那么大。理想狀態的BECCS能源供應量應與當今全球所有煤電廠的發電功率相當，靠作物來滿足發電需求顯然不現實。換句話說，這些模型實則在呼喚一輪能源革命，若本世紀沒有出現革命性的新能源，一切減排都是空談。

如今，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一個玉米乙醇工廠正在充當探索未來新能源的急先鋒，世界各地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那么，問題來了：寄希望于尚未出現的技術拯救世界，這真的靠譜嗎？

2015年12月12日，包括美國在內的195個國家通過了《巴黎氣候協定》，各方承諾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威脅，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以上2℃之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聯合國外交官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是當年峰會的主導者，她回憶當協定通過時，5000名與會者從座位上起立鼓掌歡呼，激動的情緒里同時夾雜著難以置信。

人群的歡呼掩蓋了一個難以置信的事實。《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的合理性取決于聯合國報告中的細節：主要通過BECCS實現巨量的負排放，可是這種技術還停留在設想階段，一種未經證實的技術如何能夠混入聯合國的模型呢？

故事還要從2攝氏度這一控溫目標說起。早在巴黎峰會召開的前幾年，就有氣候研究員發出警告，認為2℃的控溫目標已經很不現實，或者說根本無法達到。

原因如下：氣候研究員將升溫與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聯系在一起，他們可以從控溫目標反推出二氧化碳的排放余額。若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限制在百萬分之450，對應著我們有66%的機會實現2℃之內的控溫目標。

2010年，在墨西哥坎昆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首次通過了2℃控溫目標，450ppm所對應的碳預算嚴重不足，因為考慮到目前的二氧化碳濃度，人類只剩下1000億噸的排放空間。按照全人類每年40億噸的排放量算，這一碳預算在20世紀中葉到來之前就會被消耗殆盡。如何在不使得化石燃料驅動的傳統經濟遭受重挫的同時減少排放，成為IPCC亟待解決難題。自2004年開始，IPCC就委托一系列專業機構進行計算，通過模型推演在2℃溫控目標下的各種可能的方案。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小組使用到一種名為“綜合評估模型”（IAM）的工具——通過計算機算法統籌氣候、經濟、政治和專業數據，得出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差不多在卡爾森受電視啟發腦洞大開的同一時間，荷蘭研究組IMAGE項目負責人德特夫·范·沃倫（Detlef Van Vuuren）也注意到了BECCS技術。在研讀了奧伯施泰納發表于2001年的那篇論文以及克里斯蒂安·阿扎(Christian Azar)和約瑟·莫雷拉等氣候研究者的作品之后，他被這一想法深深吸引。從理論上講，BECCS能夠在產生能量的同時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這或許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氣候變化問題終極解決方案。

其中關鍵在于BECCS能夠實現負排放，即碳排放余額不僅可以消耗，也可以增加。好比擁有一張氣候信用卡：人們可以在短期內超額排放，這時溫室氣體會上升，隨后再通過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來償還債務。

沃倫認為負排放的想法非常合乎邏輯。

負排放背后的理據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物理學家克勞斯·拉克納（Klaus Lackner）的工作。拉克納主要從事碳收集及儲存的研究（用于煤電廠減排），他是首個提出直接從空氣中捕捉二氧化碳的人。在當時，這一想法也僅停留在理論層面。

但是沃倫認為這值得一試。IPCC曾發表過一份關于碳收集和儲存技術的報告，指出將農作物用作生物能意味著大量的作物燃燒。有些模型還提到了從空氣中捕捉二氧化碳和另外一種負排放技術——植樹造林（通過森林光合作用來吸收和儲存二氧化碳）。但BECCS在減排的同時還能發電，所以更有成本效益。

2007年，IMAGE研究小組在《氣候變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闡述BECCS技術的頗有影響力的論文，吸引了許多IPCC專家的關注。由此，其他組織也開始將BECCS納入其數據模型，最終導致BECCS技術以高頻率出現在很多模型的評估報告中，并引得BBC的記者聯系到卡爾森。

這些模型有過度依賴BECCS之嫌。英國氣候研究員經過分析發現，這些模型希望BECCS能夠吸收630億噸二氧化碳，這幾乎是工業革命至2011年之間人類碳排放總量的2/3。這真的合理嗎？

詹姆斯·漢森對此不敢茍同。他認為人們對負排放的輕信和依賴正像癌癥一樣蔓延，并試圖將減排成本推給下一代人。漢森估計本世紀內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的成本可能在140萬億-570萬億美元之間。

根據安德森的計算，在不使用BECCS技術的情況下，2℃的控溫目標需要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達到峰值，這顯然已經不可能實現。他在2015年發表一封言辭激烈的信，指責科學家不負責任地將未能實現的負排放作為良策提供給政策制定者，他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亦有站在此立場的批評者認為，人們將這些評估模型作為2℃控溫目標的幌子，其實它的可行性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樂觀。

民間批評者的聲音或許微不足道，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負責人奧利弗·蓋登（Oliver Geden）的表態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氣候峰會期間，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稱負排放技術是“魔法般的構想”——國際氣候談判2℃的目標全賴這個“故事”才得以立足。

對范·沃倫以及其他模型支持者來說，這些批評不足為懼。他們強調綜合模型評估并非旨在預測未來，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技術發展或政策變化，這些模型也不是行動指南。相反，沃倫認為，這些模型是探索性的，意在表明實現2?C的控溫目標所需要的各種政策和投資方向。有鑒于這些模型如此倚重BECCS，沃倫反而為學界相關研究之寥寥而感到擔憂。

IPCC的模型究竟是政治幌子還是政策制定者真把它當作參考指南，不同的人或許給出不同的答案。但無論真實情況究竟如何，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是無法否認的。某種程度上可以這么解釋：BECCS尚且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工具，并不是一項實際存在并得到業界普遍認可的技術。卡爾森這樣的外行竟然都被BBC當成專家，這項技術的研究程度可想而知。在前不久舉行的柏林氣候變化大會上，一位氣候研究者稱BECCS為“惡魔之子”受人嘲笑，生物能源和二氧化碳捕獲都遭人詬病——生物能源涉嫌挪用人類口糧，而所謂的碳捕獲也被認為是試圖轉移公眾對減排注意力的幌子。

安德森和彼得斯去年在《科學》雜志上發文，指責對負排放的依賴是“一場不合理且高風險的賭博”，政策制定者冒著“道德風險”逃避眼下的減排任務。面對質疑，碳捕獲技術先驅克勞斯·拉克納警告這些言辭激烈的批評可能會毀了人們對新技術的研究。“如果是在1980年代，進行這種爭論未嘗不可。”他說。“但現在面臨碳預算的嚴峻形勢，潛在的負排放技術可能是救命稻草。”

眼下的情況正是如此嚴峻而微妙：負排放技術作為一種理論上可能的技術出現在許多虛擬的電腦模型中，而人們又亟需這一技術來讓地球氣溫保持在安全水平。

氣溫已經上升了1.2℃-1.3℃，與此同時，目前地球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依然徘徊在406ppm左右。根據德國墨卡托研究所兩位研究員薩賓娜·弗斯（Sabine Fuss）和楊·明克斯（Jan Minx）的說法，巴黎峰會所制定的1.5℃的控溫目標已經差不多告吹了，這已是人們心照不宣的事實。他們進一步指出，除非實行大幅度的減排措施，否則2℃的控溫目標對應的碳預算也將在2030年被提前透支。

所以問題在于，負排放技術能否真的在現實世界中起作用？為了探索這個問題，《連線》雜志記者參觀了位于伊利諾伊州迪凱特市的BECCS試點項目，對這項技術的實際效果一探究竟。

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DM）是世界上最大的農作物加工企業之一，近年來公司開始進入生物能源領域。公司的BECCS試驗場在此前的玉米地上建成。從遠處看，工廠的白色塔樓和圓頂建筑隱匿在大片綠色農田之中，頗有幾分童話色彩。

通過安防進入廠內，引入眼簾的是許多變電站、金屬罐子和彎曲連接的管道。整個廠區彌漫著一種類似貓糧的令人不安的味道。火車和卡車將數以噸計的玉米和大豆運到這里，加工之后成為食品或燃料乙醇。這個坐落于美國中西部的巨大農作物加工廠目前是全球唯一一家BECCS實驗工廠。

地質學家莎莉·格林伯格（Sallie Greenberg）在伊利諾伊州地質調查局能源研究與發展部門擔任副主任，該機構同時也是ADM的項目合作伙伴。一輛白色拖車經過改裝之后充當BECCS項目的臨時總部。據格林伯格講，已經有來自30多個國家的900人到訪過這里。

ADM工廠是碳搜集及儲存的理想地點，正因為此，美國能源部在大約15年前選擇在這里啟動BECCS試點項目。在工廠中的某處，玉米中提煉的糖經過發酵生成乙醇，這一過程同時會伴有二氧化碳產生。實驗人員將二氧化碳從乙醇中分離并除去混雜其中的水分。隨后，搜集來的二氧化碳被加壓，通過管道注入地下2100米深的沙巖層油田中。

在距離工廠一公里遠的一片玉米地里，記者見到了氣井裝置：一個直立的金屬管，底端通過水泥固定塊深入地下。記者現場觀看了工人將二氧化碳注入地底，整個過程悄無聲息。片刻功夫，140萬噸原本將污染大氣層的二氧化碳被封存到了地底深處。

生銹的金屬管和意外安靜的運作過程讓人很難相信這就是應對氣候變化最先進的科技。當然。整個裝置更大、更復雜的部分埋藏在地下，不可得見。

理論家的救世方案奏效了嗎？ADM并不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樣是靠燃燒作物來發電的發電廠。實際上盡管格林伯格自2005年開始就在此地工作，但她也僅僅是在幾年前才得知BECCS這個詞。她告訴記者，沒有一個聯合國的評估人員聯系她過問這里的情況。

或許事實是另一個樣子：迪凱特市的工廠只是偶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BECCS工廠。粗略地估算，在使用玉米制造乙醇的過程中，ADM的確實現了“負排放”——玉米中的碳約有2/3會變成乙醇，被汽車發動機燃燒后排放到大氣中。另外1/3的碳被注入到了地下。格林伯格告訴記者，團隊還沒有將玉米運輸產生的碳排放計算在內，不過她明確表示，試行BECCS技術并非她所負責的項目的初衷。

或許，整個ADM工廠與BECCS唯一的聯系就是：它證明了在地底永久封存二氧化碳的可行性。進入地下儲氣池之后，二氧化碳會與鹽水和巖石發生反應，被固定住。儲氣池上有幾千米厚的巖層，防止氣體逸出。對地底二氧化碳的監測沒有發現任何氣體運動或泄露的現象。“它就永遠呆在那兒了。”格林伯格說。調查顯示，一處地底儲氣池可以儲存約1000億噸二氧化碳，這讓儲存6000億噸的目標（聯合國模型所要求的儲存量）看上去也并非不可能。

但另一方面，該項目也凸顯了BECCS技術所面臨的挑戰。一個ADM工廠預計在未來幾年能儲存500萬噸二氧化碳，而在2016年，美國平均每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有1400萬噸。那么我們需要多少BECCS工廠才能滿足碳儲存的需求呢？

仔細思考一下，你就會意識到回答這個問題是多么困難。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工程師瑪蒂爾德·法哈迪（Mathilde Fajardy）和尼爾·道威爾（Niall Mac Dowell）在不久前發表論文，以極其細致的方式分別探討了最樂觀和最糟糕的BECCS情形。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比如以歐洲草原上的柳木為發電廠燃料），負排放基本沒有實現的可能。作物運輸和建廠就會造成太多的碳排放。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以巴西偏遠地區生長迅速的象草為燃料），種植面積需要達到兩個印度那么大才能夠滿足需求，況且消耗的水資源大致相當于當今全球農業灌溉用水的總和。無論哪種情況，BECCS都是不可取的。拉克納反諷地指出，如果真的實行BECCS方案來拯救氣候，其結果反而是一場災難。

此外還涉及到錢的問題。BECCS工廠無利可圖，植物發電的效率不及燃煤的一半。在美國，政府可以通過向企業征收碳稅來鼓勵BECCS發展，但少數共和黨領袖所提倡的碳稅方案顯然與特朗普政府在氣候問題上的態度相悖。現實中，除了ADM公司之外，也有另外一些美國企業通過將二氧化碳注入地底來獲得稅收抵免，但它們如此做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石油開采效率。在油田開采最初，一部分石油在巨大的壓力下，可以自己噴射出來，但是慢慢的，殘留巖層孔隙中的石油，就失去了這種自噴能力。往地底注入二氧化碳不僅能把孔隙中的油逼出來，還能順便把二氧化碳埋存在地下，不失為一種一舉兩得的做法。當然，這件事的兩面性在于，雖然開采過程將一部分二氧化碳儲存在了油井里，但開采出來的石油燃燒又會釋放出新的二氧化碳。

綜上，我們可以說BECCS大規模應用是不現實的。

《連線》記者與諾亞·德赫（Noah Deich）分享了自己的擔憂。德赫是一位自詡的碳恢復管理顧問，他還是全球首個負排放倡議組織Center for Carbon Removal的創始人。德赫建議記者換一種方式來看待負排放技術：這并非唯一的解決方案，而只是眾多可選項之中的一種。除了負排放技術之外，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組合方案還包括碳捕獲的其他方法，包括開發更多碳匯土地，使其吸收的二氧化碳數量大于排放量；植樹造林；能夠永久封存二氧化碳的生物炭以及直接從空氣中捕獲二氧化碳的技術。

目前，直接從空氣中捕獲二氧化碳的技術還在試驗階段。在亞利桑那州大學，拉克納正在嘗試使用一種小巧的盒狀裝置從空氣中吸收二氧化碳。目前很少有公司找到靠這種技術賺錢的商業模式，一位名叫大衛·凱斯（David Keith）的哈佛氣候學家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盡管氣候變化讓研究者倍感苦惱，但距離溫哥華一小時車程的小城斯闊米什仍然保持著逍遙世外的愜意。小鎮位于卑詩省南端一處小小半島上，因旖旎風光而成為旅游勝地，當地的星巴克咖啡館里常擠滿了慕名前來的登山愛好者。有傳聞稱微軟公司計劃在這里建一個園區。凱斯的創業公司Carbon Engineering位于當地一家造紙化工廠旁，他的創業獲得比爾·蓋茨的投資，是全球為數不多的攻研空中攝碳技術的公司之一。

就在不久前，他們的研究有了里程碑式發展：他們使用從空氣中捕獲的二氧化碳和從水中搜集的氫氣合成了一種人造燃料，可以用來驅動汽車。這給空中攝碳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商業模式。一項技術只有有了盈利的可能，才有可能被大規模推廣。

在參觀中，凱斯的一位下屬向記者表示，從空氣中攝取二氧化碳的過程并不復雜，使用高中化學的知識和設備就可以做到。首先使用氫氧化鉀（堿性）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酸性）生成白色顆粒狀的碳酸鉀。但為了實現商業目的，實驗不能到此為止。接下來將生成的顆粒在煅燒爐中加熱以釋放純二氧化碳，剩下的氧化鉀進入下一輪循環利用。整個過程中消耗的只有空氣、水和電——實驗所位于卑詩省，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水電——實驗產出則是純凈的二氧化碳氣體。

下一步則是將得到的二氧化碳制成可以賣錢的東西來實現盈利。今年，瑞士一家研究空中取碳的公司Climeworks嘗試將捕獲的純二氧化碳賣給溫室農場。Climeworks 將二氧化碳做肥料，Carbon Engineering則是將二氧化碳做汽車燃料，后者使用到了一種名叫“費托合成”（Fischer–Tropsch process）的工藝。這一技術由德國兩位化學家費歇爾和托羅普施在1925年開發，大致過程是從煤炭中提取碳和氫氣，然后以之為原料制成液態燃料。（二戰時期德國遭到石油禁運，就是依靠這種技術人工合成燃料。）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Carbon Engineering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水和電，公司一天能夠生產出數桶合成染料，每桶可以賣到60美元。

公司首席執行官阿德里安·科萊斯（Adrian Corless）表示：“在這一領域開發新技術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金投入。”在未來四年內，公司計劃將產能提升到每日數千桶。卑詩省和臨近的加州都是潛在市場，這些地區的法規倡導民眾使用更環保的燃料。

Carbon Engineering攝取空氣中二氧化碳并做成燃料算不算負排放呢？其實，它頂多算“碳中立”：因為燃料燃燒時，所捕獲的二氧化碳又會返回到大氣中。但從理論上講，只要市場愿意為之買單，公司有能力將捕獲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封存。

在創建Carbon Engineering之外，凱斯還因其“太陽能地球工程學研究”（solar geoengineering）而知名。凱斯坐在劍橋市的辦公室通過Skype接受記者采訪時講述他創辦Carbon Engineering公司的起因是“從空氣中捕獲二氧化碳”的想法觸動了他。他認為這是一項極有價值的技術，并決定參與其中。

不過，在被問及是否真的可以惠及全球時？凱斯不認為“空中攝碳”可以作為唯一仰仗的技術，他的團隊也持同樣看法。他深信廉價、低副作用的空中攝碳法能夠帶來巨大的環境效益，但相比期待突然出現某種革命性技術拯救世界這種敘事，他更愿意相信人們通過艱辛、漸進的方式走向成功。面對已然駭人的碳濃度，他認為我們應該對各種負排放技術進行協同研究。“單單減少排放只能阻止事態惡化，并不能解決氣候問題。”凱斯說。

對Carbon Engineering的參觀清楚地顯示，研究需要的不只是理論或參數，而且還需要人們真刀實槍下手去嘗試。正如凱斯所說的那樣，將存在已久的技術充分利用起來，變成有意義的現實。由于IPCC提供的情景完全是模擬的，誰也不清楚實踐起來有多困難。

就在成功合成“第一桶油”之后，公司的業務發展經理興奮地向記者表示，雖然他們并非第一家使用空氣中捕獲的二氧化碳合成燃料的公司，但他們卻是第一家有望將之商業化的公司。

每當談到氣候變化時，我們總傾向于將焦點聚集在特朗普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韙退出巴黎協定，卻很少對協定書中的細則推敲斟酌。

如果美國大選以另一種結局發生，美國現在可能會成為倡導負排放的領導者。就在2016年大選幾天之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還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行的全球氣候問題會議上發表雄心勃勃的減排計劃，大談美國將如何在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80%。

在IPCC的報告中，負排放和BECCS成為主要的關鍵詞，報告中描述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中包括對BECCS的有限使用，第二種情況則將BECCS完全排除。報告的負責人之一艾米莉·麥克格林（Emily McGlynn）表示，不使用負排放技術也能實現控溫目標，只是代價會更加昂貴。

談到模型引起的爭議時，麥克格林嘆了口氣：“IPCC預測最重要的是警醒人們，如果不想辦法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我們就真的玩完了。因為我們的行動已然落后了。”

然而，《巴黎氣候協定》卻對負排放只字未提，其他比較正式的國際氣候談判上也沒有出現這個詞。正如彼得斯和蓋登在不久前所指出的那樣，沒有一個國家在其正式的減排計劃中提及BECCS技術，只有數個國家提到了碳捕獲和儲存。考慮到實踐BECCS所需要的土地和時間成本，政客們對這一技術并不上心。由此來看，即便出現了在技術上和經濟上都可行的方案，我們恐怕也很難看到其在短時間內被廣泛采用。

在卡爾森的公司之外，英國和歐洲也有其他組織開始對負排放技術進行研究。卡爾森的公司除他本人之外僅有一名員工，而且面臨沒有資金的窘境。盡管自身瀕臨破產，但卡爾森還是對瑞典一家生物煉油廠的一個尚處規劃階段的項目滿懷信心。

就在此時，英國已經啟動了世界上首個政府支持的負排放研究計劃，盡管財政撥款只有不算多的1150萬美元，但確實標志了一個局面的開始。在定于明年秋季舉行的下一屆國際氣候峰會上，IPCC預計將發表有關1.5?C控溫目標如何實施的特別報告，據悉負排放和BECCS將在報告中占據相當一部分篇幅。

特朗普上臺后的“倒行逆施”正在讓美國迅速透支所剩不多的碳預算。前國務卿特里的報告被棄之不用，有關氣候變化的信息也從美國環保局（EPA）網站上被刪除。但我們相信，等到將來人們需要的那一天，這些信息會再次恢復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