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促使全球各國更加深入地審視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可持續發展共識進一步提升。在9月的第75次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峰、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宏偉目標。在10月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總書記又強調，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碳減排新目標的提出，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單位GDP碳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歐盟的6倍多。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雖然具有一定基礎，但時間緊、任務重，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生活方式轉變提出了很高要求，也給綠色經濟、綠色金融快速發展提出了新挑戰、創造了新機遇。

第一，高碳依賴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緩慢，必須發揮金融杠桿作用加速實現投資結構調整。

我國碳排放水平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長期依賴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業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當前，我國大量的煤電機組和鋼鐵、水泥等生產設施仍處于服役早期階段，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仍較高，總體而言，經濟增長對高碳行業的依賴度顯著高于全球水平，發展方式轉型不會在短期內自動實現。疫情后，出于經濟復蘇的考慮，部分地方高能耗項目有所抬頭。數據顯示，1?10月，全國制造業用電量30108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7%，增速比上年回落1.3個百分點；其中，化工行業、建材行業、黑色金屬冶煉行業及有色金屬冶煉行業四大高載能行業用電量同比增長2.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3個百分點；而高技術及裝備制造業用電量增速較上年回落1.5個百分點，消費品制造業用電量增速較上年回落5.2個百分點。這表明，疫情后我國工業結構進一步偏向高能耗重工業。要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必須下更大氣力，盡快改變高碳依賴的投資結構。

第二，綠色低碳產業外部性強，需要金融手段將外部性內部化，理順投資回報機制。

綠色發展、控碳減排不僅是做減法，剔除高污染、高排放的傳統高碳行業；更要做加法，在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培育綠色低碳的節能環保產業，騰籠換鳥，在實現正向環境效益的同時，實現“六穩”“六保”。但是，綠色產業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個體收益小于社會總體收益，往往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綠色金融致力通過有針對性的產品設計將環境效益的外部性內生化，并通過差異化的定價手段將外部性的成本收益傳導至實體企業，改變企業的回報率進而影響其生產經營行為和投資決策。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有助引導更多資本投向綠色低碳領域，實現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

近年來，我國在綠色資產和非綠資產的差別化定價方面開展了諸多有益探索。例如，在監管層面，通過綠色信貸業績評價、對綠色金融業務開展財政貼息和獎勵等方式提高綠色金融業務回報率，鼓勵金融機構將政策優惠通過利率渠道傳導至綠色投資主體。在金融機構層面，部分金融機構通過開展環境風險壓力測試等方式，探索差異化定價方案，真正實現了對綠色實體企業的讓利。其中，工商銀行在借鑒赤道原則和IFC績效標準與指南的基礎上，按照貸款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及其環境與社會風險大小，將境內法人客戶全部貸款分為四級、十二類，對不同類別的客戶和貸款實施動態分類及差異化管理。

第三，金融系統綠色化低碳化是金融自身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為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從“十四五”開始，我國將采取一系列更嚴格的政策措施轉變產業和經濟結構，給傳統高碳產業帶來較大影響。以能源生產供應為例，據估計，在2℃溫控目標下，全球約四分之三的煤炭儲量將被擱淺，石油和天然氣資產的擱淺風險主要集中在資產碳密度高、儲量大的企業以及嚴重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主權國家。

目前，煤炭依然是我國最主要的能源來源，隨著相當一部分能源企業放棄開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傳統化石能源企業和資產貶值明顯加速，可能形成規模巨大的擱淺資產。而且，在能源結構轉型過程中，煤炭等化石能源價格暴跌和供過于求，將進一步加劇化石能源企業及資產貶值。實體企業受到的影響將進一步傳導至金融部門，給金融系統帶來巨大挑戰，尤其是資產配置偏向高碳領域的金融機構必將受到更大沖擊。

2020年以來，貝萊德、摩根大通、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等知名金融集團先后強化其煤炭投資限制政策。日本銀行業巨頭三井住友和瑞穗銀行也收緊了煤炭融資政策。我國金融機構應著力提高對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的認識和管理能力，及時調整資產配置結構，有序推進境內外投資去碳化，平穩釋放相關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