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認為，從流量的角度，需求可以不斷地更新，流量就能維持或者增加。從這個角度講，發電原來用煤電，設備的壽命還未用足，現在就要改成風電、光電、核電，顯然有些浪費，但這一更換，需求就上去了，供給上又有潛能，實際上起到增加GDP的作用。所以，即便氣候變化理論搞錯的話，用風能、光能把化石能源給提前淘汰了，GDP會因此往上走，但財富并沒有得到積累。而財富的計量也是有難度的，未來對環境和氣候的財富估值會遠遠大于荒廢火電廠造成的財富浪費。

其實，真正難權衡的是，在碳減排過程中生產和生活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可能影響了產出競爭力以及供需關系，有可能因為通貨膨脹過高造成經濟衰退，所以需要把握好碳減排的進度，把握好創造GDP流量需求與成本控制之間的平衡點。

說到競爭力，如果全球能共同切換能源結構，則相對競爭力的變化是不顯著的。如果不大致同步，就會產生各種顧慮，有人會測算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并主張據此征收邊境調節稅。

在氣候變化方面，周小川認為金融方面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如果不重視減排，可能造成投資失誤，有些在建項目中途會被叫停，或者未來因價格調整、人們思維改變、產品會提前停用等，導致原來認為能盈利的項目變為不盈利甚至虧本。

當前全球在許多方面尚缺少共識，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也有爭議，需要真正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多邊主義的宗旨，以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構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參考模板，大膽設計，大力推動。

就“建立什么樣的碳市場”這個問題，周小川表示碳市場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導投資，通過跨多個年度的項目與技術投資，著重改變未來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實現“30·60”目標的過程必然要依靠大量投資，無論是發電、交通等行業的碳減排，還是發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