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歐美經濟政策奉行新自由主義，甚少采用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逆周期調節重任幾乎全部落在央行頭上。由于缺乏積極財政政策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及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人口素質相對下降，歐美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歐美資本轉向新興市場投資以追求更高的回報率，其結果是歐美經濟體潛在增速持續下降，反過來要求央行持續實行寬松貨幣政策。

　　目前來看，寬松貨幣政策對經濟刺激效率達到極限已經成為歐美國家共識，徹底逆轉經濟潛在增速下降與社會階層持續分化的惡性循環唯有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而積極財政政策所帶來的通貨膨脹也有助于降低公共部門債務壓力。當然由于歐美國家的民主政體，它們幾十年一貫的經濟政策基調并非短時間內可以明顯轉變，在中短期內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在逆周期調節中的重要作用，只是說經濟政策的重心是緩慢地從貨幣政策向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轉換。

　　這一個轉換目前面臨債務杠桿率的約束，2008年至今為了對沖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發達經濟體公共部門債務杠桿率處于188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因此執政政府要推積極財政政策必然面臨新自由主義的強烈反對。在新興經濟體，雖然公共部門債務杠桿率整體上低于發達經濟體，但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杠桿率則是異常得高；而且由于全球政經體系和貿易體系調整，新興經濟體的外部需求面臨趨勢性減弱，因此企業部門難有動力增加投資。但是以國家意志推動的全球“碳中和”熱潮所引發的經濟生活綠色化，有可能在現實債務約束之下推動一輪局部性朱格拉周期。在預防性道德倫理的主導下，基本上沒有國家或者組織敢明確反對“碳中和”。

　　這樣一來以“碳中和”為由的固定資產投資就容易籌集資金，也得以以國家意志推動企業進行綠色化改造，因此我們認為全球“碳中和”熱潮很可能引發一輪局部性朱格拉周期，但我們強調這只是一個局部性的朱格拉周期。

　　但即使只是局部性的朱格拉周期，我們仍能得出一些確定性較高的投資機會。朱格拉周期意味著投資率的上升以及經濟體內在增長動能的增強，以及通脹壓力的持續上升。從大類資產配置角度看，朱格拉周期在中長期內有利于大宗商品，對股市影響中性偏多，對債券利空意味更濃。

　　由于通脹壓力的上升以及經濟體潛在增速的上升，國債收益率會改變之前40年振蕩下跌的大趨勢而轉為振蕩上漲趨勢，但是由于普遍高企的債務杠桿率制約，國債利率的上升斜率將更加平緩。由于利率水平上升，股市整體估值水平受到抑制，依賴于寬松貨幣政策的水牛可能難以見到，但在經濟社會綠色化過程中肯定會有些好的公司脫穎而出，因此股票方面存在結構性機會。

　　在大宗商品方面，可以預見的是能源消費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隨著新能源投資的加大以及新能源價格的下降，傳統能源價格上升空間相對有限，但在新能源產能大幅上升之前傳統能源價格也有較為堅實的上漲基礎。由于能源基礎設施系統需要大量的投資，經濟生活綠色化改造也有相應設備更新，因此涉及的銅鎳等工業金屬在需求方面將獲得明顯的增益，鋼鐵和電解鋁的限產和環保改造會相應推升鋼鋁價格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