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碳”戰略目標等宏觀環境以及可再生能源發展情況看，原有綠證機制已不適應新形勢要求，亟需對綠證機制進行根本的調整和轉變。

　　一是需要轉變綠證機制定位?！笆濉逼陂g我國綠證的定位為替代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即相應發電量如果出售綠證獲得收益，就不能再獲得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電價補貼，這樣的定位導致綠證價格高昂，如風電綠證價格折合0.2元/千瓦時左右，光伏綠證價格折合0.6元/千瓦時左右，高昂的價格又導致自愿綠證認購市場交易進展緩慢，綠證核發和認購平臺啟用以來的4年間，全國被認購綠證總計7.6萬個，涉及電量為2020年全國風光發電量的萬分之一，全社會用電量的十萬分之一。進入“十四五”，風光等主要可再生能源實現全面無補貼平價上網，新增項目已不存在綠證替代補貼的需求，而電力消費端對綠證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亟需將綠證的定位從替代電價補貼轉向促進綠電消費。

　　二是需要堅持綠證是體現可再生能源環境屬性的本質。綠證應該是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外部性或環境效益的量化體現，但在我國已出臺的綠證相關政策中，疊加了多重無關和冗余的功能，如將綠證收益作為拖欠補貼的利息補償，一些討論過的方案將綠證收益作為可再生能源因參與電力市場而增加收益波動風險的補償，這些都偏離了綠證的主旨，也增加了今后與其他機制（如碳市場）、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綠證接軌和互認的復雜性和難度。

　　三是綠證的本質決定了其收益歸屬。綠證的本質決定了其收益歸屬應該是生產綠電的企業，并通過綠證交易，實現消費綠電或綠證所有權的轉移，相應地，購買方需向出售方支付費用，無論中間有一級交易，還是經過了多級交易，最終收益的歸屬方為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從歐美實施情況看，無論是強制配額和綠證市場，還是綠證自愿市場，抑或綠電的直接認購，收益歸屬均為電源企業。強制市場中，承擔強制份額的主體（如售電公司）為費用支付方，并可通過市場銷售最終由電力用戶承擔費用；自愿市場中，購買方（如用戶）直接支付費用。

　　四是亟需擴大綠證的適用和核發范圍。2017年我國自愿綠證試行，僅將陸上風電、光伏發電企業（不含分布式）所生產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納入核發綠證范圍，今年5月以來，不少風光平價示范項目的綠證在認購平臺上線，但仍限于風光電站，大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項目、海上風電、光熱發電、生物質發電、水電項目均未納入核發綠證范圍。建議盡快擴大綠證適用和核發的技術類型，先期將所有非水可再生能源電力納入，以適應當前形勢需要和體現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