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31日，由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清華大學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3”在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達理禮堂成功召開。清華大學教授、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世界大學氣候變化聯盟秘書長李政，就“我國實現碳中和未來的路徑和政策措施”進行了主旨報告。以下為報告的主要內容。

非常高興受邀參加城鎮化論壇。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感到新型城鎮化這一議題非常重要。今天我的演講主要是圍繞“雙碳”問題，將從以下四個方面給大家匯報。

01

綠色工業革命正在發生

一、極端天氣頻發，昭顯氣候變化是當前和長期的挑戰

走“雙碳”的道路非常非常必要，但需要認識到，雙碳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和途徑，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或者說我們人類面臨的危險和挑戰，實際上是氣候變化。

近三年來，颶風、洪水、干旱、熱浪、寒潮、暴雪等極端天氣頻發，讓世界充分感受了氣候變化程度的嚴重！

2021年的天災水禍依然歷歷在目，德國于2021年7月18日發生了世紀洪水，當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舒爾德鎮勘察災情后表示“超出現實想象、極其恐怖”，她甚至無法在德語中找出合適的詞匯來描述災害的程度。僅僅兩天之后的7月20日，我國河南鄭州也發生了特大暴雨，一個小時降雨量達到了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一，令人震驚！

本來期盼2022年的氣候會好一點，但現實打破了美好幻想。從6月起，連續的高溫、干旱席卷了半個中國，進入8月，四川高溫干旱、汛期無水、電力緊張，“四川老百姓的空調能不能開”牽動了國人的心。實際上氣候變化不分國界，例如歐洲也出現了極端的高溫天氣和旱情，造成易北河、萊茵河沿岸多個所謂的“饑餓之石”重見天日，其中一塊著名的石頭上刻著“如果你看到我，那就哭泣吧”，警醒世間不祥之兆；歐洲阿爾卑斯山很美麗，但2022年該區域同樣出現嚴重干旱，瑞士軍隊甚至派直升機從地面湖中取水送到山上給牛喝；非洲也是長期干旱。8月份干旱剛告一段落，9月份巴基斯坦又出現了大洪水，三分之一國土被淹、三千多萬人受災，這個場景驚動了世界，引起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氣候脆弱國家的廣泛關注，他們對引起氣候變化的原因貢獻非常小，但承受的災害卻是最大的。巴基斯坦洪水讓人們意識到極端天氣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持續的，而且氣候脆弱國家、貧窮國家受到的損害更大，這一事件直接促成了2022年11月份在埃及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通過了設立“損失與損害”基金的決議，致力于幫助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發展中國家。

2023年我們親歷了極端天氣，感受更加直接。北京發生了140年以來最大的降雨，其中最大雨量出現在昌平的王家園水庫，達到了744.8毫米。什么概念呢？我查了一下《北京市水資源公報》，2021年雨水豐沛年降雨量924毫米，2022年比較干旱年降雨量是482毫米。剛才我提到鄭州一個小時下了一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一已經很震驚了，但是這次北京在一天多時間里的降雨量是豐年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旱年的將近兩倍。我在電視上看到汽車漂在水里，大量市政設施受到損害，簡直不敢相信這發生在北京這樣現代化都市里，這也強烈地警示著我們：氣候變化是發生在我們身邊實實在在存在的危險，決不可輕視和漠然視之。

也許有人會質疑，過去三年是不是恰巧多發生了惡劣氣候事件，并不代表這是長期趨勢呢？實際上，極端天氣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個連續的不斷演化和惡化的過程。《紐約時報》報道，7月初全球范圍內出現驚人高溫持續打破記錄，7月3日至5日出現了地球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溫度，相對于正常15度的地表平均溫度，連續三天出現了17.08度、17.1度、17.23度。氣象科學家警告說，地球可能正進入一個由兩個主要因素驅動的多年異常溫暖期：主要由人類燃燒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導致的溫室氣體地持續排放；以及厄爾尼諾現象的回歸，這是一種周期性的天氣模式。權威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綜合報告》里也有關于未來極端天氣事件加劇的介紹，比如若溫度上升1.5度，十年一遇的陸地極端熱事件將增加4倍、五十年一遇的極端熱事件將增加9倍，溫度升高2度，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會增加得更多。

這意味著，我們如果不制止住引起氣候變化的原因，未來這些現象的發生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且頻率會越來越高；造成的不僅僅是高溫、洪澇、暴風雪等直接災害，同時還可能導致山火、傳染病等間接危害的增加。傳染病跟氣候變化是有關系的，《自然》雜志發表的一項研究警告說，氣候變化將迫使野生哺乳動物遷徙到新的棲息地，這可能會增加病毒在動物物種之間的傳播，為未來的流行病創造沃土。到2070年，物種之間將會出現約12.3萬次的首次接觸和近4600種病原體首次共享，使得原來寄宿在宿主上相安無事的病原體，通過某種渠道傳到其它物種身上，造成了瘟疫。這將對我國的南部、華南地區、東南亞地區等造成重大嚴重威脅。

總而言之，氣候變化不光光是當前的、現實的危機，更將是深遠的、深層次的危害，必須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二、應對氣候變化和碳中和已經成為全球的廣泛共識

1994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包括了全球所有國家，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也已獲得194個締約方批準，充分說明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識。目前，全球已有140多個國家提出了碳中和或凈零排放的目標，覆蓋了全球88%的碳排放、90%的GDP和85%的人口。《巴黎協定》制定了長期溫升控制目標，希望在本世紀末、2100年的時候通過我們的努力把地表平均溫度的上升控制在2度以下，并爭取控制在1.5度以下。因為地表平均溫度上升1.5度造成的損害比上升2度要小得多，很多國家提出來要把1.5度作為單一目標，但這樣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是有影響的，如果目標定得高、又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支持和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限制。

在指導思想上，各國的碳中和戰略都不是就低碳談低碳，而是追求經濟社會的綠色低碳轉型，致力于建設公平繁榮的社會、富有競爭力的綠色低碳經濟；在方法選擇上，各國以碳排放總量控制為抓手，推動能源體系和技術體系乃至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轉型；各國的根本目的，在于競爭和占據綠色經濟制高點，其中，科技創新是關鍵。

這是一場綠色工業革命，其意義和影響程度可與歷史上歷次工業革命相媲美，誰在這個過程里面占了先機，通過科技與工業創新占據優勢地位，就能獨領世界風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為他的人民創造福祉。在這樣的背景下，在2021年格拉斯哥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之后，《金融時報》上有一篇文章寫得非常貼切，認為碳中和戰略是一場綠色工業革命，需要集結政府政治力量、資本市場力量、科學技術力量和百姓環保理念，是國與國之間的賽跑，商業機構之間的賽跑，科學機構之間的賽跑，亦是國民意識之間的賽跑。誰跑在前面，誰就能成為全世界綠色工業革命升級轉型的國家標桿，就像當初英國一樣，工業革命走在前面，長期保持強國地位。

因此，大家都不是就低碳談低碳，而是把低碳發展融入到經濟社會的總體發展戰略中去。比如《歐洲綠色新政》除了在能源、工業、建筑、交通、農業、生態、環境七個領域制訂了詳細的目標和相關的政策外，在此之上還有一個總體目標，就是要把歐盟變成“一個公平繁榮社會”、“富有競爭力的資源節約型的經濟體”，實現經濟領先、科技領先，“到2050年建成第一個世界上氣候中和的大陸”、“實現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的脫鉤”，就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讓后代人享有跟當代人同樣的發展權力。所以說，歐洲帶了一個好頭。

美國在拜登執政之后，發布了美國的碳中和目標：2030年要比2005年下降50%-52%碳排放，2050年實現碳中和。拜登競選時就將氣候變化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優先事項，對內以2050年碳中和為目標推進國內低碳經濟轉型，提出了5個零，即零碳的電力、交通、汽車、建筑和制造，最早要在2035年實現電力部門的脫碳，推動新能源、儲能、建筑、電動汽車、核能等技術創新；對外就是以氣候外交為抓手，重新聚合、強化其在全球的領導力和影響力。

盡管政策推動過程里面有一些波折，但拜登政府還是一板一眼地在實施他競選時候提出的策略，除了通過《芯片法案》外，還以能源安全的名義通過了氣候變化領域最重要的法案《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以推動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新能源的制造以及電動汽車的使用。普林斯頓大學等機構研究顯示，之前的氣候政策只能使碳排放降低到24%-35%，而法案實施后，降幅可至40%左右，顯著縮小了與減排目標的差距；同時會大幅度引起制造業回流美國，清潔能源項目回報率可以提高一倍左右。美國白宮氣候變化辦公室主任吉娜·肯錫(Gina McCarthy)推動法案成功之后就離職了，她在《紐約時報》署名文章中提到，在過去20個月里，她見證了一種范式轉變：私營部門不再將氣候行動視為失業的根源，而是將其視為創造就業和振興經濟的機會，在特朗普政府執政四年后，這是一個驚人的轉變，特朗普政府把科學拋到了窗外，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但今天，美國各州和公司都在朝著清潔能源的未來邁進。所以她很樂觀，她認為美國正在成為清潔能源創新和投資的磁石，美國將領導未來的十年。這就是美國要達到的目標。

《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響，對各個國家包括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都有很大的影響。最近的一篇文章介紹了這個法案的效果，指出自從通過這個法案后，美國準備在未來十年內提供3690億美金的稅收抵免、貸款和補貼。實際上到今年8月，美國多家清潔技術和半導體開發商已經宣布了價值超過2200億美元的項目和10萬個就業崗位。新的制造中心正在形成，美國的鐵銹地帶（Rust Belt）正在復活，美國以氣候變化為抓手，通過一個法案極大推動了美國的經濟發展。

所以，綠色工業革命我們不能落后。我們能動系的一個英國籍華人教授說，近代史上中國從來未曾有過跟發達國家同臺競爭的機會，現在，我們頭一次有機會和發達國家在同一個跑道上競爭。由于我國奉行低碳發展的戰略，使得我們在清潔能源技術和產業上有一定優勢，所以我們應當抓住這個機會，在這場占據經濟制高點的競賽拼搏。不夸張地講，這是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機會，一定要去做。

02

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路徑

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宣示了我國“2030前碳達峰、2060前碳中和”的目標，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和贊譽。實現“雙碳”目標最重要途徑就是能源系統轉型，但如何以及多快速度實現能源系統轉型，眾說不一，我個人的體會是：能源轉型的目標和節奏不是全由能源本身決定的，而主要是由社會的價值、目標和挑戰來決定的。在氣候變化成為威脅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危險之際，能源轉型主要是由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決定的，也就是到本世紀末，將地表平均溫度上升控制在不超過2度并爭取控制在1.5度內。因此，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就是要努力以《巴黎協定》長期目標為導向，走一條長期深度脫碳的轉型路徑。

一是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期”，城鎮化將繼續較快推進，二氧化碳排放實現達峰后穩中有降；二是2030-2050年“碳排放深度減排期”，城鎮化進程放慢并趨于穩定，低排放和零排放技術進入大規模應用階段，全經濟尺度全溫室氣體范圍減排將加速；三是2050-2060年前“碳排放中和期”，剩余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要負排放技術和陸地生態系統碳匯發揮重要的抵消作用，到2060年前實現全部溫室氣體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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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包括能源使用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工業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到2060年，我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已經實現十年了，已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需要實現溫室氣體中和。這樣，碳中和的大平衡是，一方面，大力減少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排放，使得最終剩余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與屆時我國擁有的自然碳匯基本抵消；另一方面，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及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就需要做到凈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CCUS或者負碳排放技術。

盡管疫情幾年導致我們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定的困難，但我國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還是堅定不移的；預計2050年，我國人均排放量將跟屆時世界平均水平持平，由目前約8噸/人削減到1-1.5噸/人。這個目標難度還是很大的，意味著在2030年前碳達峰之后到2050年，每年需要減少約5億噸二氧化碳。為此，我國不僅要做好碳達峰技術研發和行動，同時也要布置突破性、顛覆性技術研發，為碳達峰之后碳排放快速下降準備好技術；2050年之后，剩余溫室氣體排放量將主要來自工業生產過程、道路貨運、航空、農業以及非二氧化碳排放等難減排部門，還需要大量應用負排放技術。

實現能源系統轉型要從能源的供應和使用兩方面同時著手。其中，能源供應側就是要發展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結構我國目前的目標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提升到25%左右，2060年要提升到80%以上。能源使用側可以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循環經濟，減少加工需求；二是改進工藝流程和提高能源效率，減少能源使用，從而減少碳排放；三是實施能源替代，通過電能、生物質能與氫能的替代使用，推動電力、工業、建筑、交通等部門實現轉型。

03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是零碳新型城鎮路徑的有益探索

城鎮低碳發展是實現雙碳目標的主戰場。預計到2050年，全球70%人口生活在城市中，由于主要的經濟活動、能源消費都發生在城市中，因此城市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載體。面對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諸多可持續發展挑戰，無節制地從自然索取資源、無節制地向環境排放污染的工業文明即將走入盡頭，人類必須進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時代。為適應這一大勢，新型城鎮化需要建立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的新型社會關系，建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相宜的城市形態，實現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氣候友好的可持續發展，其中，低碳發展是重要抓手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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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是實現城市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協同的重要理念和可行手段。在這方面，成都市做出了有益的實踐。

以成都天府新區為例，通過擴大生態空間、壓縮生產空間、調優生活空間，實現了人口與經濟社會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均衡分布；建設理念從產、城、人轉化為以人為本的人、城、產，從城市中建公園，變成在公園中建城市，從空間營造到場景營造，實現了人口與經濟社會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均衡和和諧；結合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在構建清潔高效的綠色能源體系、循環集約的綠色產業體系、綠色交通體系、零碳建筑以及智慧城市大腦等方面開展了很好的實踐。

04

面向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體系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是我國“雙碳”工作的頂層文件，這個意見針對2025、2030、2060三個時間節點制訂了五個維度的目標。其中，后面四個維度都是基礎性和數量化的，包括能源利用效率、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以及森林碳匯，而第一個指標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特別有意思的是，這實際上就是我剛才指出的，我國追求的是整個經濟社會的綠色低碳轉型，這也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不約而同采取的辦法，說明由于氣候變化和其他人類面臨的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世界范圍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變了、價值變了、競爭的形式也變了，采取整個經濟社會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思路是自然而然的共同選擇。

另一個重要文件是《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明確了實施重點領域、任務及措施。到目前為止，中央層面的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體系已經建立完成了。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的目標很美好，但過程還是很難的。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長度遠遠短于發達國家，按照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歐洲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有70年周期、美國有40多年，而我國從2030年前達峰到2060年前碳中和，滿打滿算只有30年左右時間。轉型窗口偏短、能源效率偏底、能源結構偏煤、產業結構偏重、區域發展不平衡，決定了我國實現碳中和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持先立后破，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作為能源人，我想給大家匯報幾個思考。

我們走低碳道路的確需要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但并不是簡單地誰消滅誰的問題，而是互相依托、互相支撐、逐漸演變的關系和過程。可再生能源不僅有間歇性問題，也有不確定性問題，比如兩個星期沒太陽或者較長時間不刮風，就沒有可再生能源可用了，所以需要化石能源來保駕護航。因此兩者是角色互補關系，一個是出能量，一個是出功率。與此同時，化石能源不僅需要轉變角色，也要采取諸如生物質摻燒、碳捕集利用和埋存等措施，以適應未來對碳減排的要求。

能源安全是發展新能源的目的，同時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線。這意味著在“雙碳”行動實施過程中，不光要實現最終的安全目標，過程中也要保障能源安全。這就需要堅持不立不破的原則，建立起“既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又促進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和大規模應用”的新型能源體系，一方面，在保證長期發展過程中能源供需基本面平衡的基礎上，強化運行安全和應急安全保障機制和措施，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另一方面，要承認保障能源安全的價值和貢獻，建立合理、責權利明確、有吸引力的機制和政策，促進地方政府和企業承擔能源安全責任和義務的積極性。

實現碳中和，既需要漸進性創新，也需要顛覆性創新。應該瞄準近期碳達峰和遠期碳中和對創新技術的不同需求，在未來的十余年時間里，一方面通過工程迭代實現漸進性創新，完成碳達峰目標；同時布局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實現突破性乃至顛覆性創新，為碳達峰后我國工業、交通、能源、建筑、非二排放部門實現快速脫碳做好技術準備。這也是我國提高競爭力、引領世界低碳潮流的必備功課。

有人說，追求碳中和我們會吃虧，因為發達國家條件比我們優越得多。應該說，碳中和這件事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新事物，有些國家走得遠一點，但是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別，我們要堅定信心。同時，我們要注意到未來還是有較多的不確定性。技術突破到底在哪些地方出現尚不確定，常規技術有新型電力系統、氫能、CCUS技術、燃料電池等，變革型技術有核聚變、電動飛機、植物基因技術等。所以我們要認認真真地去做科研，把試驗田做好，為未來做準備，還要有開放的心胸，去迎接科技創新。

這是我想今天為大家分享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