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碳排放權供求分為強制減排供求、余缺調劑供求和風險投資供求三種類型
（1）強制減排供求。理論上，有利于地球及其地球上生命生長和安全的溫室氣體濃度應該是人類為之努力的保護值，高于該濃度就應該想方設法減少高于其濃度下的碳排放，反之，則可以增加排放。根據丁仲禮[1]設定 2050 年前將大氣CO2濃度控制在 470 ppmv的目標, 按照王錚觀點，假設國際減排能達成以1990年為歷史排放起點年的人均累積排放權均等方案[2]，我國至2050年可使用的排放權約為91.87GTC(約3368.57×108tCO2)。扣除植被、森林以及其他形態吸收二氧化碳產生的負排放，就應該為我國國民活動所產生的碳排放臨界值。由于這里的碳排放并不僅指二氧化碳，還應包括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溫室氣體，如同許多國家一樣，面對氣候變化，考慮就業環境和產業布局，政府會對不同地區產生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溫室氣體的企業采取逐步停產或限產的措施，因此這些企業從投資回報的角度一般不再進行工藝改造，而只能接受強制向市場購買減排指標，這種不能從自身尋找到減排途徑的需求即為強制減排排需求。從我國看，這類企業將在江蘇、浙江、山東較多，主要是因為這些地方排放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的企業比較集中。由于企業自身減排為零，因此強制碳減放需求等于政府的計劃指令總量。而對于那些采取改造工藝等措施富于自身需求，或無強制減排義務的新能源等企業，他們會出售手中的減排指標，于是滿足了強制減排的需求，維持了市場的平衡。
（2）余缺調劑供求。一般情況下，企業實際排放量與政府分解的額度是有差異的，得到的額度應該比實際排放量要小，只有滿足這個條件，才能達到減少排放的目標。而企業生產時是以利潤最大化為條件的，當產出利潤大于采取改造工藝等措施而產生的減排收益時，企業會向市場尋找排放指標，于是產生需求。而對于那些采取改造工藝等措施而產生的減排收益大于購買排放指標的企業，或無強制減排義務的新能源等企業，他們會出售手中的減排指標，于是產生供給。無論是買進還是賣出，都需要通過交易來實現，買進與賣出兩者的差額即為碳排放權的市場調劑需求。這種需求是由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驅動的。
（3）風險投資供求。投資供求主體并不關注碳排放權本身，而只專注其市場價格的變化。他們也許是從事實業的企業，但更多的是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德國復興銀行、世界銀行等）和一些中間投機商。他們利用其發達的金融工具和網絡手段，了解市場的供求走勢，低價買進，適當的時候高價賣出，從中獲取超額利潤。這種行為往往屬于長期投資行。當然，如果不是金融機構和一些中間投機商，而是從事生產的企業，他們會預測自身排放或減排的情況，根據市場的變化，決定是否從市場上購買或出讓一定總量的碳排放權。這個總量是以滿足自身排放額度供需為基礎而派生出來的供求，往往是一種短期的經濟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