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長期以來，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型，讓中國付出了巨大的能源環境代價。現階段我國還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階段，能源需求迅速增長而且具有剛性，能源供需矛盾日趨緊張。經濟增長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能源和環境約束。因此，提高能源效率，減少能源浪費仍是能源的戰略重點。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要素市場扭曲對能源效率的提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消除要素市場扭曲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減少能源浪費。因此，進一步推動要素市場市場化進程，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對建設節約型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十一五”以來，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能源強度、碳強度目標，以求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但這些目標對公眾而言比較抽象，對地方政府而言，受保障經濟增長目標的壓力，完成節能指標常常不理想，地方政府對GDP增長目標比較明確，能源強度和環境保護目標和措施相對模糊。“十二五”期間，政府關閉落后產能等行政措施的操作空間大大減小了，如何完成能源強度、碳強度目標，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可能更為抽象和模糊。

       然而，2012年以來的大面積霧霾，使得節能減排的目標更加具體化和更具有可監控性。頻繁出現的嚴重霧霾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迫使政府將治理作為工作和政策的重點。霧霾的確給節能減排造成了巨大壓力，然而換個角度來說，又直接推動了節能減排，增加了公眾的環境支付意愿，有益于加快節能減排。對各級政府而言，面對公眾對治理污染的訴求，治霾治理將成為比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等考核目標更為直接和具體的節能減排任務。可以說，霧霾治理成為了政府最具體的節能減排目標。

       霧霾治理將通過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行政手段，以及提高能源成本的市場手段，來減少煤炭消費、大規模實現清潔能源替代。一直以來，由于資源稟賦和能源成本問題，我國集中地采用高排放的化石能源（煤炭），即使能源利用效率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仍舊導致了較高的污染排放和碳排放。而霧霾治理提出的調整能源結構、控制煤炭消費的目標將會對碳強度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

       以往粗放型的經濟發展也意味著有比較大的節能空間。簡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一定會使能源消費總量減少，如果能源價格不變，因節能而獲得的產品成本或能源服務成本的下降，會引起能源需求的反彈，即低價政策導致“過度”消費。只有通過相應提高能源成本（能源價格改革）的長效機制，才是長期促進節能和降低能源強度的有效手段。能源價格上升會使需求減少，如果能源相對于其他生產要素變得更貴，生產者會尋求替代或選擇能效更高的技術，從而促使能源強度下降。霧霾治理對調整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成本的要求，將會對能源強度產生正向影響。因此，霧霾治理可以成為現階段我國節能減排的最大動力。

       霧霾治理使節能減排的措施更加具體化了。一方面，中央政府提出的霧霾治理措施中對東部發達地區的能源總量控制和主要污染物減排設立了具體目標。另一方面，在霧霾較為嚴重的省份，如京津冀地區，地方政府也將節能減排措施具體化。例如北京市在《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重點任務分解》的通知中，要求2016年北京市停用全部燃煤發電機組，給出了84條量化的重點任務，明確了牽頭單位、責任單位及第一負責人。河北省在去年頒布的《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中明確提出，到2017年現有工業企業的燃煤設施全部改用天然氣或由周邊電廠供汽供電，基本完成燃煤鍋爐、窯爐、自備電站的天然氣替代改造任務。天津市政府在今年提出把污染物排放總量作為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實行排放總量倍量替代。不再審批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行業新增產能項目，耗煤建設項目實行煤炭減量替代。